城市的电视台
符号构成承载文化的系统（比如闽南语就是闽南文化的载体），同时，支撑整个文化符号流通的是传播媒介，符号意义的流通和共享需要靠媒介传播来实现。对于今天的城市文化而言，城市的传播媒介既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即传媒是文明的成果，又是一种力量，文化通过传播改造、形塑社会的意识形态，城市电视台通过文化时刻在进行着政治的效用。因此，在考察作为符号系统的城市文化时，城市电视台作为符号流通的传播媒介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城市电视台的蓬勃兴旺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都处在改革开放之后（除了洛阳电视台1975年9月正式开播，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城市电视台）。1978年全国只有32家电视台，城市化率也仅为18%，人口9.6亿，其中城市人口约1.7亿。截至2013年底，内地总人口为13607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33]
“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是新时期以来一个新颖的研究视域，是以城市研究、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为主的跨学科研究。结合“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关系范畴对城市电视台做多角度和系统性的研究，联系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语言学、电视学、传媒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可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城市文化与城市电视台”的关系包括对内容的研究和对传播的研究。内容分析主要是考察城市电视台的文化建构功能和文化政治功能，即如何反映、阐释及管理、组织社会；而对传播的分析则从城市电视台角度考察其文化建构及文化政治的渠道和效果。无论是对内容还是对传播的研究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对媒介功能、媒介效果和媒介权力等问题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将媒介纳入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这种“媒体文化范式”是一种媒体阐释现实的方式，即通过“构架（framing）新闻”建构社会事实。克兰（Diana Crane）认为，霍尔（Hall）通过电视编解码界定媒体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功能，即“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和“对抗的符码”，说明媒体文化范式是与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通过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媒体提供了有关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详细资料。其次，媒体根据这些材料与社会领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阐释从而使公众相信中心位置的合法性。最后，大众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进行编码，通过将事件置于赋予它们以不同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语境之中，媒体赋予事件以不同的阐释。[34]城市电视台在二维屏幕上试图展示城市的三维甚至四维（加上时间维度）空间，成为独特的传媒镜像，是一种建构的真实，是图像的真实、观念的真实，而并非实际上的真实，即索亚（Edward W.Soja）所谓的“第三空间”。索亚认为，第一空间指的是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它是可以由经验来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指人类认知形式的空间性，是有空间再表征的空间性，它是由空间的观念进行再表征的。所以第一空间通常被认为是“真实的”，第二空间是“想象的”。而索亚倡导的“第三空间”则是一种超越二元区分的思考方式，把都市生活的空间看成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化的，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因此第三空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方式，它的基础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此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35]这种“第三空间”的建构不但是一种媒体再现社会现实的方式，也是一种再造社会秩序的方式。同时也说明，这种建构不但是文化建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简单地说就是城市电视台传播并建构了城市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政治的手段。本文把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在发展社会学的框架里，结合媒介功能、社会效果和文化权力等问题进行内容分析。它说明，文化和媒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无法与政治分开的。总之，城市电视台不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城市文化的途径，还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本书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即“只要有文化权力的地方就有文化政治”[36]。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开始不再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包括文学、艺术、性别、种族以及日常生活的政治等，从而表现出与政治、经济的地位同等重要的情形。文化政治这个概念于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于欧美，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文化政治萌芽于卢卡奇（Ceorg Lukacs）和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受挫，西方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逐渐把理论视角转向文化，其代表人物葛兰西率先创立的文化霸权理论（Hegemony）对文化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他以此说明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决定性作用。文化霸权理论认为，在市民社会中存在一个社会集团，它在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使其他社会集团赞同、认可而不只是强制来实现的。在这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看作政治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所包括的两个层面，第一次明确将处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市民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以至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讨论文化政治时，大多套用葛兰西的词汇“文化霸权”，“葛兰西使得市民社会之中的意识形态抗争和冲突，变成了文化政治的核心领域”[37]。“开启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运动，成就了以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38]此外，英国“新左派（Chinese New Left）”和前期文化研究在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说影响前，其文化政治理念是相同的，都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和重要性，并广泛应用于文化批评实践之中。随着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的全面扩张，文化政治在后现代时期发生了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阶级政治向后阶级政治的转向，关心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身份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称之为“后阶级政治”，认为社会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由文化冲突带来的，以此呼应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新社会运动。[39]晚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将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和微观的文化政治相融合，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40]。以上各种文化政治的起源说明，文化政治以身份认同制造的归属感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掩饰了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性，以不易察觉的途径达到了意识形态目的。可以说，20世纪语言学转向、理性向日常生活回归、文化政治等都是后工业时代产生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阶级斗争泛化的阶段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时期，在文化成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文化显然从一种狭义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定义转向政治的范畴，因此探讨城市电视台的文化发展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城市电视台对外传播——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培植起的家国情怀是文化政治的某种表现形式。正如泉州获评“文都”后，通过对东亚文化的认同感启动了密集的城市外交，一年之内与韩国光州和日本横滨进行了26个交流项目，泉州台通过“中国一日·重返泉州”等活动（见第五章第三节），以城市电视的文化认同优势强力挺起泉州的城市梦，并由此承载中国梦。文化政治在城市电视台身上日渐显著，城市电视台逐步成为整合城市的文化政治工具。
首先，城市电视台作为喉舌，总是要把城市党委政府的政治目的作为其宣传命题，并且通过传播制造出政治权威。例如，外来工问题是国内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外来工现象不但关系到外来工个人收入和家庭生活，还关系到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因此，外来工问题既有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还有政治因素。所以，城市电视台不仅要宣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善政”，呼吁解决外来工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困难，包括其子女教育问题等，同时还要帮助沟通外来文化的融合难题。媒体于是成为一个公共意见平台，起到组织社会舆论、成为上传下达的桥梁的作用，并由此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许多城市在城市电视台的一起努力下，取消了暂住证而实行居住证制度、让外来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等。据不完全统计，十多年来，泉州台与外来工有关的新闻呈现这样的特点：一是报道数量不断增加，外来工的媒介权力不断提高；二是外来工的媒体形象由负面逐步转向正面；三是对外来工的关注发生了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层面的变化。与城市其他媒体相比，城市电视台感性的视听手段和及时快捷的互动优势，更能够发挥“移情”机制和调动观众的“同理心”，尤其是在舆论监督和救助性报道等方面，更能发挥组织城市居民、培养公民意识的作用。这时，人的因素成为第一要素，不管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不管是记者还是受访者。城市电视台更能贴近市民生活，更方便观照人的命运，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手段也就能更有效地达到城市的政治目的，从而建立起城市电视台的政治权威，更明确地表达政治意图。
其次，城市电视台只有成为城市文化的自觉建构者，建立强大的文化领导权，才能确保政治话语权的实现。如前所述，葛兰西利用文化领导权的概念阐释了文化政治的含义，即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对价值观的改变。目前，城市电视台一方面遭到数十个甚至一百多个电视频道的包围，又面临报刊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中央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主张以来，各个媒体纷纷进军网上平台。可以预见，新一轮的媒体融合热潮将带来城市电视台的又一波扩张性改革，只是这次改革是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紧密联姻的。网络延伸了传统媒体的范围和广度，却也可能带来资金困境和围城，比如网络媒体需要较大的投入，目前还没有理想的回报方式。城市电视台要树立并保持自己在城市里的主流地位，拼的就是文化力，夺的就是文化领导权。也正因为具有文化领导权，才有可能达到主导意识形态的目的。所以，城市电视台不仅仅占据城市的文化身份，更需要把自己置身于文化建构者的高地。正如泉州台定位“海峡西岸锐利传媒”，西安台在台标设计中采用丝绸元素，象征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城市的文化气派，潮州台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最具本土文化影响力的城市主流媒体”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建设使自己在覆盖城市众多的媒体中夺人耳目，凸显强势地位。这时，如何发声、发什么声、什么时候发声便显得非常重要。城市电视台的喉舌定位，在文化意义上便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于是，文化的内涵从一个相对古典和自律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概念[41]，它需要强大文化认同力量的支撑。
最后，某种政治只有在相同的文化里才能实现。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的。”[42]5000年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由“小家”到“大家”的文化政治体制，对于这种“家”元素的应用，城市电视台通过巧妙的文化建构来制造一种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例如，市领导春节电视讲话（简称电视拜年，下同）就是文化政治在城市电视台的呈现方式之一。与普通的时政报道相比，电视拜年所具有的鲜活的视听元素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政治家给人们留下的空洞、虚假的刻板印象。微笑和真诚建构了一个文化的真实，以此激发了市民对政治家的美好想象，从而过滤了政治家的意识形态造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拜年更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广告，在文化认同的潜台词下进行城市现代化的召唤（政治认同）。类似这种电视讲话形式的文化政治作用，还可以延伸到各级领导人的节庆讲话，如习近平继2014年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发表新年贺词后又于2015年元旦发表了新年贺词。2014年，整个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态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对内提升党的先进性，对外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他说：“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习近平把各级干部和人们都看成是“我们的人民”，“蛮拼的”和“点赞”立即成了网络上社交媒体的流行语，这里面充分运用了文化认同心理，可见文化认同对于政治认同的重要作用。再如，城市电视形象片所运用的城市文化符号，也是通过文化认同来建构市民的城市文化身份，形成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由此内化为对城市政治的自觉服从，即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称的“政治无意识”，其政治诉求“往往是以隐秘的、抽象的形式潜入人类群体的心灵底层，凝结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以文学艺术和大众文化的象征形式得到表达并继续发挥作用”[43]。泉州地处闽南文化核心区，除了中原文化对泉州的强力辐射外，泉州文化中最有地方特色的当属闽南文化，而闽南文化中最有个性的文化元素包含了海洋、“海丝”和宗教（关于泉州文化见本章第六节），故泉州被称为“多元文化宝库，海峡西岸名城”。
文化政治体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意识形态的目的通过文化表现出来，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最终呈现方式；文化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城市文化正在通过城市电视台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三个方面表明，传播既是体现意识形态目的的文化过程，又是实现文化政治的过程。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符号的编解码，便是文化的角力结果，也是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过程。在政治传播中，借助媒体，统治机关“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44]，这里的行动者是社会大众。通过内化的方式寻求社会大众一种自愿的服从，从而实现政治目的，这就是文化政治发生作用的方式。这还可以从前言中提到的“文都”申报片中的三幅画面得到证明，这三幅画面分别是习近平调研泉州南少林武术观看永春白鹤拳表演、胡锦涛舞动泉州提线木偶和江泽民吹奏泉州南音的重要乐器——尺八洞箫，由此进一步表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览无遗。城市电视台从媒介本体出发，通过文化的作用，在市民中寻求广泛的文化认同，把市民对城市电视台的文化认同转换为对城市管理者的政治认同，然后将城市政治意志内化为市民意识，从而为城市权力机关组织了城市，树立城市党委政府的文化领导权，形成市民对城市政治权力机关的自觉服从，这便是城市电视台作为新时期文化建构者角色在城市政治中所发挥的文化政治效用，也是文化政治在媒体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同时，城市电视台也将因此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城市电视台的重要作用在于城市文化建构。从电视传播功能看，城市电视台和所有的电视媒介一样，通过传播信息而具有五种功能，即议程设置功能、文化规范的培养功能、使受众获得参与使用媒介的功能、授予“知名度”的功能和为人们提供社交话题的功能。[45]城市电视台在传播、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衍生出认知、教化和审美等功能，这些衍生功能是作为社会文化的范畴而存在的。城市电视台本身就是一个集采编制作和传播于一体的文化机构，无论是新闻、纪录片、专题节目、电视剧、综艺节目、体育节目还是广告，每天都在通过节目及与市民观众的互动中进行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其中，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当今的城市文化理念应包含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开放创新的现代意识以及科学理性。因此，城市电视台必须聚焦城市理念，其传播对于引导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建构将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城市文化的传播是围绕文化理念的传播。例如，围绕泉州人爱拼敢赢、开拓进取的城市文化特质，长度仅为10秒的泉州“文都”电视形象宣传片以一句闽南语歌词“爱拼才会赢”唱出泉州作为闽南文化核心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积极奋发的文化诉求。另一方面，城市电视文化构成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成分。正是借助城市电视台的传播，城市文化才能更广泛地展开于城市之中。例如关于“文都”的宣传，在以泉州台为主力的宣传、组织和策划下，在位于泉州老城区西街面粉厂内由旧厂房改造的活动空间里，每周举办一个主题的文化活动，尤其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暨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丝海扬帆嘉年华”期间所展演的文化活动，“新海丝·新梦想”主题灯光晚会、亚洲最大罐体裸眼3D灯光秀、日本尺八、非洲音乐、埃及肚皮舞……整个2014年，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共同展示其独特的文化，有如此众多的人群携手共赴一场世界文明之约，让泉州市民大呼过瘾。“媒介文化功能促进了传播，而媒介社会功能增强了传播的可能性。”[46]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电视在人文精神、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价值理性、民主法制、科技发展等方面逐渐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层次、文化底蕴和文化追求。城市电视台地处城市，作为主流的传统媒体，其最突出的优点是社会组织和发动能力，在增强市民文化凝聚力、推进市民社会的有效整合、促进市民的文化认同、培养市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及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等方面胜人一筹。城市电视台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如选秀、体育竞技、拍摄影视剧、组建文化团体等形式进一步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中。此外，城市电视台打造自身文化的做法亦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城市电视台不断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和重构，日益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隅。城市电视台通过传媒镜像再现、重建城市形象、挖掘城市文化精神和深化城市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在积极影响和推进城市的发展，城市也因此在与传媒文化的互动中成为一个不断裂变的文化有机体。
与此同时，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市民，城市电视台往往又被其视为自己的电视台。中国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崛起，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电视台的当然收视主体，作为受众，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尊重，使得“大陆电视传播市民化的进程首先就在城市电视台出现了”[47]。也因此，城市电视台更容易被市民们体认为“我们的”电视台，更容易获得亲近感和认同感，更容易产生它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所有”等这样的印象或错觉，更容易掩饰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特征。这是通过时空关系（城市的）和权力关系（我们的）而获得的心理认同。对于市委市政府来说，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城市电视台为其所用，充当喉舌，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模式。城市电视台负有宣传城市党委政府方针政策、提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信息以及传播优秀文化的使命。简而言之，舆论导向功能是城市电视台的第一责任和生命力。此时城市电视台代表市委市政府而成为替其发言的主体，履行宣传职能，目的是获取市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市民也将城市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发挥的是一种由点到面向四周传播、通过同理心机制产生的文化认同作用，城市电视台由此成为市民代言的文化主体。因此，在城市电视台身上同时赋予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层含义：从党政宣传的角度看，城市电视台寻求的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下市民的政治认同，也就是市民对城市政治的自愿接受，同时认同是一种文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认同所能取得的最后效果是通过文化认同实现的；而从市民的角度看，他们通过城市电视台寻找的是文化认同，即市民与城市电视台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例如，方言节目的盛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2006年12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泉州台新增一个频道，即闽南语频道（广电总局文件广局〔2006〕565号）。而在2001年，国家广电总局曾规定除了省会、计划单列市和GDP超过1000亿的城市外，城市电视台只准开办一套电视节目[见《关于市（地）、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75号）]。在国家严控频道以及对方言节目严格管理的情况下，广电总局特批了这个城市电视台方言频道，可见闽南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作用。泉州台闽南语频道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以闽南文化增进台胞对闽南祖地乃至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除了文化寻根、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的目的之外，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诉求正是开设闽南语频道的重要意义，其文化政治意图一目了然。2007年5月12日，泉州台闽南语频道开播。该频道的创立开了国内城市电视台纯方言电视频道的先河，开播不久其收视率即达到15%。由此也说明，文化认同是一种体现市民主体性的文化实践，反映了市民的积极态度，是凝聚力的表征。泉州台闽南语频道的开播充分利用了文化认同的积极成分，换句话说，在推进两岸的和平统一上，文化政治将最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