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的宁波书法概述

文字起源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书法艺术肇始于文字的源起，要想正确地了解书法史，必须先从文字的起源开始。自战国晚期开始，各种有关文字缘起的看法便散见于诸多历史文献中，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神授理论、创造理论以及进化理论，诸如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及仓颉造字说云云。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仓颉造字说，《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等古籍对此都有提及。近代文字学创立以前，《说文解字》中有关汉字起源的学说，无疑是最权威的。许慎肯定了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尽管神话传说大多不可信，但有意味的是，文字被神圣化的同时，说明了它有着连贯古今、解释宇宙、范围阴阳的无限广大之功。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时至今日也无定论。这也难怪古人无法理解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创举，而只好将之归功于拥有超凡神力的“四目仓颉”（图一）。

图一　四目仓颉画像

抛开神话传说，我们从先民们留下的历史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宁波是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的孕育地。据考古研究，河姆渡文化开始于距今约7000年前，结束于距今5300年前，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该时期，宁波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聚落，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居某个固定地点，过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当河姆渡人在从事生产活动时，宁波这片原始蛮荒的土地就被烙上了“人”的印记。紧随其后的是河姆渡后续文化，它的时代下限大约为距今4200年前，与杭州湾北岸地区的良渚文化的结束年代基本一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姆渡文化与河姆渡后续文化属于华东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通过考古发掘，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有刻划符号装饰的彩陶。这些刻划符号与文字起源乃至书法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宁波书法艺术的缘起。

目前公认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是距今3800多年前商代晚期的甲骨文。遗憾的是，在宁波地区尚未有任何关于甲骨文的出土发现。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宁波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宁波的青铜时代是与于越族的形成以及越国的建立、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越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使得中原的文化传播到于越地区，对促进宁波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于越时期的考古材料相当匮乏，发现的青铜器以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山青铜群。这批青铜器发现于1976年，其中一件青铜矛上铸有一铭文“王”字。1981年，在慈溪县（今宁波慈溪市）横河公社梅航渡桥水库也出土了一件“王”字青铜矛。这是宁波地区目前可考的最古老的文字，也可以看作书法艺术的先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宁波作为会稽郡东部的边缘地区，第一次被纳入秦王朝的统一管辖。然而，自秦至西汉建立政权的两百余年间，中央王朝并不重视对此地的开发，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也因此难以扭转。从整体上衡量，此时宁波所在的整个浙东地区处于原始性开发阶段，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眼里，是个“南蛮之地”，谈不上有多少文化建设。到了东汉，统治者对宁波的统治更加健全。随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宁波初步走出了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停滞的状态。同时，由于部分中原家族因游宦、避祸等原因而举家迁入，宁波越来越与中原文化趋同融合，其经济、文化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宁波书法在这一时期和中原地区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传世的仅有一块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余姚出土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清代，趁着金石考据之风，宁波出土了数量繁多的精美汉砖，宁波人开始关注刻在古砖上的文字。人们发现，这些汉代砖文古朴典雅，不求工整，充满稚趣，给人以自然率真之美感，在宁波书法史上留下了不可不提的一笔。砖文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汉代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据，而且弥补宁波书法史上汉碑极稀的遗憾，为研究汉代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宁波书法作为书法早期的形态，以河姆渡刻划符号和“王”字青铜矛为源头，以汉代砖文为载体，以《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为经典，逐步完成了字体演变，构筑了宁波书法萌发期的艺术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