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篆　刻

对于赵叔孺的篆刻，张大千曾言：“其治印，虽导源其家㧑叔，旁及顽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汉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1]由此可知，赵氏能“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于“和平”一路的印风中，堪为翘楚，尤得益于汉印。沙孟海先生对印学史多有真知灼见，曾在《沙邨印话》中梳理了印学发展的历史嬗变与传承，将印风分为“猛利”与“和平”两种，赵叔孺与吴昌硕各树一帜。他写道：

昔人论古文辞，别为四象。持是以衡并世之印，若安吉吴氏之雄浑，则太阳也。吾乡赵氏（时）之肃穆，则太阴也。^[2]

文中分别将吴氏猛利的印风比作“太阳”，将赵氏和平的印风比作“太阴”，其独特性和代表性不言而喻。赵叔孺的篆刻取法虽广，秦玺汉印、明清流派无不涉猎，但无论圆朱文、汉印，还是古玺，皆以典正渊雅为艺术旨趣。他的圆朱文，如“兄弟共墨”印（图一〇六），独出机杼，清雅秀丽，在印坛风靡一时。他的汉印，如“申公启事”印（图一〇七），工稳雅致，格调尤高，得秦风汉韵。他的古玺，如“达三长寿”印（图一〇八），静谧精到，秀雅绝伦，气韵高古。无怪乎沙孟海在《沙邨印话》中惊呼：“历三百年之推嬗移变，猛利至吴缶老，和平至赵叔老，可谓惊心动魄，前无古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