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龢《论书表》
会稽郡是六朝时期南方世家大族盘根错节的地方。余姚虞氏家族是这一时期宁波区域内家族规模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的世家大族，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文化创造。这个家族诞生了四明第一位垂名书法史的人物，他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最负盛名的书法理论家虞龢。
虞龢，生卒年月不详，会稽余姚（今宁波余姚）人。现关于其较明确的文字见于《南史》，曰：
虞龢、司马宪、袁仲明、孙诜等，皆有学行……龢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8]
从文中可知，虞龢官居中书郎、廷尉，从小家贫好学，一日下雨遇屋漏，虞唯恐湿污书籍，以棉被覆盖其上，虽棉被大湿而书籍无一损害，遂被传为佳话。
虞龢著有《论书表》一卷，此表作于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收录此文，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辑录虞龢《论书表》的书籍。该文是其奉命为宋明帝搜集整理前贤法书并作分级品评的一篇总结性表文，记载了许多书法创作、收藏、流传的情况，为后世书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和大量的书法史料。文中内容大致可分以下五方面。
其一，记述皇帝重视书法的有关活动。历朝累代，重视书法的帝王不胜枚举，如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中所言：“古之名书，历代帝王莫不珍贵。”《论书表》亦多处表明了皇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如南朝宋孝武帝“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如明帝诏他进宫观览法书，“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咨训，题勒美恶，指示媸妍，点画之情，昭若发蒙”；又如文中提及“明帝凡下教令，不用草体，均用真书和正书”。他言道，明帝在刚登基时“戚藩告衅，方事经略，未遑研习”，至泰始三年（467），便开始赏玩宝迹，料简旧秘，于各地搜寻景和时散佚之珍贵书迹。
此外，《论书表》亦记载了明帝诏虞龢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等人“编次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之雅事，以及宋高祖平秦川后所获钟会、索靖书法被盗，“及泰始开运，地无遁宝，诏庞、沈搜索，遂乃得之”之逸闻。这些文献资料充分显示了南朝三位皇帝——宋高祖、孝武帝及明帝对书法的重视情况，南朝书法在他们的提倡和支持下逐渐兴盛。
其二，记录南朝刘宋时期官员名流及民间收藏书法的情况。如桓玄独爱“二王”书法，“常置左右”，即使南逃之时甚为狼狈，仍随身携带；如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如“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又如“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再如“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云云。由此可知，此时珍藏书法已成为一种时尚，书法艺术也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三，记载宋明帝泰始年间官府秘藏的情况。如《论书表》中有载：
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
从这个层面来看，《论书表》是首部详细记载官府收藏书法情况的档案资料，包括书法家、字数、纸缣、装裱、卷帙云云。它也成为艺术史书著录作品的开端，对于书法史研究及艺术史学著述均有一定的意义。
其四，记录南朝刘宋时期流传的书家故事。如文中记载了“二王”父子几则喜闻乐见的逸事。王氏住蕺山下，一日见一老妇，正在卖十许六角竹扇。羲之上前问道：“此欲货耶，一枚几钱？”老妇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在扇上书写，每扇五字。老妇不满长叹：“老妇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羲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果不其然，扇子入市后便大受欢迎。老妇大喜，又拿扇请他再书，右军笑而不语。还有一日，王献之见北馆新壁十分白净，便取扫帚沾上泥汁，写了方丈大小的一个字，观者如市，王羲之见后得知是献之所书，不禁赞曰：“子敬飞白大有意。”《论书表》中还有一则王献之与羊欣之间的趣闻。相传羊欣是王献之的学生，一日，献之来到羊欣的书房，趁羊欣昼寝之时，在其白衣绢裙上题写了数幅书法。羊欣醒后，喜出望外，遂加以临摹，书艺大进。这些有趣的故事为我们了解书家的生平事迹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开启了记叙书画家生平故事的先例。
其五，提出“古质今妍”的书法史观。虞龢在《论书表》中言：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
这是十分深刻且具有辩证思维的美学思想。他纵览“古之四贤（钟、张、羲、献）”，看到“古质而今妍”的事实，认为此乃“数之常也”，又认为“爱妍而薄质”乃“人之情也”，把“爱妍”当作人的本性来看待。此外，在虞龢看来，“妍”与“质”不是决然对立的审美形态，而是相对的。由于年代的先后，必然会呈现“妍”“质”之别，如“钟张质而羲献妍”“大王质而小王妍”，但“今妍”未必不如“古质”，虞龢认为没有必要“厚古而薄今”。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书风，书法风格应随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无论古代之质美还是当下之妍丽，“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都应受到尊重。虞龢的这一书法史观是正确而深刻的，对唐代孙过庭的书法理论具有重要启发，如孙在《书谱》中所言：
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
在虞龢所处的时代，能产生“古质而今妍”的美学思想，与当时“厚古而薄今”的保守思想相比，无疑有着进步的意义。正如虞龢所料，“二王”书风滥觞的时代，在羲、献父子众多拥趸的倡导之下即将来临。
【注释】
[1]李嗣真，《书后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36页。
[2]冯班，《钝吟书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49页。
[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4]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2页。
[5]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6]（明）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521页。
[7]（清）刘熙载，《艺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694页。
[8]（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