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宁海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其书斋名“正学”，故世称“正学先生”。他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被誉为“程朱复出”“读书种子”“有明之学祖”“当世文章第一人”，其理学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得到宋濂、黄宗羲、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他自幼聪慧过人，好学不倦，师从“浙东四贤”之一、有“开国文臣之首”之称的宋濂，并为宋氏得意门生。宋濂曾赋诗高度赞扬方孝孺的学术成就，他在《送方生还宁海并序》中言道：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宁海方生孝孺过从，以文为贽，一览辄奇之。馆置左右，与其谈经，历三时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喜动于中。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细占其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仅越四春秋，而已英发光著如斯。使后四春秋，则其所至又不知为何如？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师、苏长公辈姑置未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1]

由上述文字可知，宋濂对自己这位弟子在学识上的成就是信心十足的。方孝孺虽迟迟得不到朱元璋重用而闲居十年，但在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因君臣二人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观点非常一致，便一步步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励行仁政，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政治革新。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亲率大军南下，建文帝败。朱棣称帝，是为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朱棣打听后得知，唯方孝孺为其拟诏方可服天下，于是多次下诏请方氏入宫。然，方氏坚决不从。朱棣勃然大怒，将方孝孺打入大牢，并下令诛方氏十族。据史料记载，被诛的连同方氏门生、朋友，共873人，此案堪称中国历史上株连之最。方氏年仅46岁，便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黄宗羲曾就此事言道：“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2]在黄宗羲看来，方孝孺之死既非出于对建文帝的尽忠，更难说是出于“愚忠”，而是出于信仰，实乃杀身殉道、刚正不阿之人物。

方孝孺因“明诸儒之首”为世人所知，其实他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家。其书法鲜为人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明成祖为了将方氏一脉连根拔起而将其著作全部焚毁。尽管如此，目前流传于世的书迹仍有《默庵记》《致彦士翰林札》《赋照流看落钗诗轴》等十余件，可从中略窥其貌。作于洪武十八年（1385）的《默庵记》（图六十五），是其小楷代表作。此卷为方孝孺29岁时为俞姓会稽友人斋室而记。观其书法，用笔俊朗圆融，温润尔雅，点画从容萧散，舒展大方，显然深受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之浸润，形柔而意刚，清隽而瘦硬，正如王世贞于《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所言：“希直不以书名，而刚方不折之气，流溢笔墨间。”所谓字如其人，此言不谬。值得关注的是，此卷共583字，后226字由同邑好友王修德补书，并非方氏所书。帖后有一则方孝孺行书题跋，对此事做了说明，跋曰：

余不善书，偶得佳纸，录此文未终篇辄弃去，王君修德见而足之。珠璧在后，鱼目奚所发其光邪？乙丑五月廿七日，孝孺戏题。

《致彦士翰林札》（图六十六），凡65字，为告知友人彦士因腹痛未能赴约而书，言辞恳切，叙事分明。此札书法气息沉厚，点画老辣，结体颀长，有大人态。若以字法责之，则非上乘，然字外之音悠远苍凉。古来忠烈之书，皆有此态。见字如见人，奉读此札，令人如面君子，焉能斤斤于点画也。《赋照流看落钗诗轴》，高178厘米，宽58.5厘米，为方孝孺传世行草尺幅较大的作品，书写年份不详。明朝前期的书法风格，由于历史的惯性，笼罩在以晋唐为宗的元人书风中，难以摆脱赵孟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方孝孺的书法受时代所限，无法从中完全抽离，亦在所难免。但从他传世的几篇题跋《题王右军游目帖》《题褚遂良书唐文皇帝哀册墨迹》《题颜鲁公书放生池石刻》来看，其求新求变之意昭然。观此行草诗轴，可见其表现出苍劲古拙、飞扬恣肆、刚强伟岸之美，与同时期以“三宋二沈”为代表的台阁体书家明显拉开了距离，对开启晚明浙东地区徐渭、倪元璐等人的狂放书风无疑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图六十五　方孝孺，《默庵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十六　方孝孺，《致彦士翰林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