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丛帖刻石、碑碣墓志及摩崖石刻
天一阁博物院内的明州碑林是宁波现存最大的碑碣集中地，目前共藏有历代碑碣一百七十三种。其中，唐一种，宋二十种，元十七种，明六十四种，清六十六种，民国五种。明清两季，刻帖之风尤盛。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续增了清代丛帖刻石《老易斋法书》十种。
此外，上一章提及位于招宝山威远城遗址内有一处碑刻群，为明清驻镇海军政官员的题词和碑记。原有四十方，现存十一方，除《海天清晏碑》《撑半壁天碑》《擎天鳌柱碑》《天开图画碑》四方明代碑刻外，另七方则为清代碑刻，分别是顺治九年（1652）立的《重修招宝山宝陀寺碑》，道光十五年（1835）宁绍台道周彦题的《海天雄镇碑》，道光十九年（1839）县人陈修鼎撰、舒达书的《招宝山宝陀寺续修碑记》，光绪十年（1884）提督浙江全省军务欧阳利见题的《永清四海碑》，光绪十一年（1885）抗法名将杜冠英题的《天险崇开碑》，光绪十五年（1889）欧阳利见撰文并书的《保护宝陀寺勒石碑记》和同年郭传璞撰文的《欧阳公防夷碑记》。这些碑刻中，既有称誉镇海口海防历史地位、抗击外敌决心的内容，也有对倭寇平定后海上太平景色的描述，书法水平虽远不及一流碑刻，却蕴含历史的沧桑记忆。
图一〇一 水则“平”字碑
立碑题文，镌石纪事，素为古今重视。自《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以来，宁波的碑碣墓志沿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清一代，碑碣墓志数量众多，虽然很多称不上丰碑巨制，但也不乏珍贵的地方文献，有些还填补了历史的空白。重要的有以下几方：如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水则“平”字碑（图一〇一）。此碑位于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碑上刻有一“平”字。正常情况下，水位处于“平”字的两横之间。倘若水位过高或过低，则需开闸放水或闭闸蓄水。此碑对保庄稼丰稔、护州郡平安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的实例，也是研究水利发展史、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如嵌在海曙区马衙街三十号民宅前廊东壁的《李厚建事略碑》。此碑填补了咸丰年间东钱湖史致芬起义的实物佐证空白。碑文由李厚建父亲李维镛撰于咸丰九年（1859），详细记载了当时镇压史致芬起义的团练李厚建不听劝告夜袭陶公山而中计身亡之经过。李厚建此人早已被历史湮没，但这碑碣的文字却揭示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又如嵌于庆安会馆壁上的《甬东天后宫碑记》，记载了宁波南北商贸往来的具体情况。此碑和镇海的《奉宪勒石碑》、天一阁的《庆元绍兴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一起，作为宁波水利航运遗址碑，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遗产组成部分，是宁波辉煌历史的见证。此外，天童寺御碑亭中藏有清顺治帝的四块御碑和雍正帝的一块御碑，分别是《“春城乞食还”诗碑》《梵纲经碑》《“敬佛”碑》《敕书诏书御礼碑》和《赞释迦文佛、观音大士偈语碑》。宁波现存的御碑并不多，天童寺的一个亭子中保存五块，世所罕见。
清代还有不少摩崖石刻，值得一观。如象山县丹城丹山雨香寺内的小涧边崖壁上，刻有乾隆年间清代著名书家钱泳（1759—1844）的隶书题记，内容为“乾隆癸丑夏四月，陈广宁、徐华、萧鸿章同来。钱泳题记”。宁海西店桶盘山上有一处石刻，每字高约8厘米。由于风化严重，正文已漫漶不清，仅“康熙戊申……良上瀚鉴此山……第行之敬步……太初舒子朗德王颖之同……”几字可识。如镇海区河头郎家坪山间有曾任宁绍道台的吴引孙所题“听涛”两字，下款为“光绪辛卯年孟夏月吉日宁绍道台真州吴引孙题”，高45厘米，宽50厘米。又如奉化溪口岩头古村白象山脚有“石泉”“石台”两处石刻，高90厘米，宽80厘米，为清嘉道年间宁波书家毛玉佩所书。再如海曙区龙观乡龙谷村东面岩崖上题有“元吉在上”四个大字，上款为“嘉庆七年壬戌之秋”，下款为“鄞令闽中郭志文书”。这些摩崖石刻历经岁月洗礼，拙而不俗，极富天然意趣。
综上而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都隐藏在这些珍贵的“石质地方史书”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们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还会被不断发现，待有心人能通过它们找到各自感兴趣的专题，进一步展现给世人。
【注释】
[1]（清）全祖望，《提督贵州学正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
[2]（清）万经，《论隶书分楷所繇起》，《分隶偶存》卷上，《四明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3]（清）万经，《论隶书分楷所繇起》，《分隶偶存》卷上，《四明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4]（清）万经，《汉魏碑考·汉比海相景君碑》，《分隶偶存》卷上，《四明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5]（清）万经，《汉魏碑考》，《分隶偶存》卷上，《四明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