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书风的笼罩

毫无疑问，“二王”是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书家，后世即使有“突破铁围”之举，也无非是从反面论证了“二王”影响之巨。汉末魏晋之际，书法艺术走向高度自觉，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家以其杰出的创造力将书法推向了极致。览古人文献，我们常常看到“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1]或“（结字）晋人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2]的记载。正如宗白华所言：“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3]更为关键的是，因政治力量的参与和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二王”这种精致优雅的书风在唐初蔚然成为正统。此后的一千年，其独尊的地位都不曾受到严重挑战，纵然名家辈出、各领风骚，但论及影响之巨、萌荫之广，无人能出其右，这其中又很少有未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成大家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二王”书风的影响史与演变史。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期。由于南北分裂，战乱不断，民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的约束力也相对松弛，这为学术思想的活跃留出了空间，促进了“人的觉醒”。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谈及魏晋南北朝文化时曾言：

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所以人的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热情，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显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洛阳和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一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宗白华看来，人的精神越自由、越解放，就越能激发出艺术精神。晋人尚“韵”，“韵”是一种由玄学而来的清远、通达、超迈、简远之美，它将那种不入时俗、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化为对人生和艺术的独特理解，成了为后人顶礼膜拜的艺术精神，“光芒万丈，前无古人”。“魏晋风骨”的本质即是如此。就书法艺术而言，这个时期奠定了后世书法艺术的根基和趋向。正如马宗霍于《书林藻鉴》中所言：“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羲、献父子的横空出世，使这一黄金时期闪耀无比辉煌的光芒。不得不承认，晋代的不少书家只有一定程度上的变革思想，然而经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开拓创新，行草书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逐渐摆脱章草的束缚，书写婉转而连绵，更贴近人自由率真之本性，使刻板规整的书写真正升华到艺术的层面。“二王”书风所体现的体势纵横、俯仰顿挫、上下映带、婉约妍媚，具有一种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图十一），迥异于汉代书法的质朴之风。这种书风为后人叹为观止，并被置于可望而不可即的顶峰位置。这是因为“二王”书风所表现的风神潇洒、悠游自如与率真烂漫，似乎无一点尘埃之气，极具超迈风流之韵。这种尚“韵”书风究其实质，正是体现了魏晋玄学本质所在的那个“道”，即“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4]。当这种重视人神采与风韵的思想意识渗透书法艺术时，书法就必然以超越笔墨的空灵境界为尚，呈现出一种清绮的、优美的、淡远的艺术风貌。正是这一审美的广泛认同得到延续，人们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奉为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

图十一　王羲之，《何如帖》，唐人双钩填廓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