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问家的沙孟海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相互激荡，沙孟海身处其间，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这纷繁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沙孟海在多个学术领域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由于“书坛泰斗”的声名太盛，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
沙孟海寓沪期间，所接触的多是上海的文化名流，这对年轻的沙孟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8年9月，他为《东方杂志》所撰写的《近三百年的书学》是其早期学术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之一。此文运用史学家的眼光，对自清代以来近300年书学史进行品评述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书坛，尤其对一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来说，堪称里程碑式的伟大创举。顾颉刚曾言：
图一二四 沙孟海，“钢八连”印
图一二五 沙孟海，“硬骨头六连”印
图一二六 沙孟海，“临危不惧”印
图一二七 沙孟海，“孟翁”印
图一二八 沙孟海，“庚午”印
图一二九 沙孟海，“夜雨雷斋”印
关于书法史的研究，著述极少。只有几篇零碎的论文，散见于各杂志中。如《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二号所载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便算是较有系统的作品了。
由此可知，《近三百年的书学》在近现代书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价值。1929年以后，沙孟海辗转于广州、南京、重庆等地，结识了一大批饮誉海内的文人学者，拓展了自己的学术交游圈。他们的学人风骨、文化思想和艺术精神，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沙孟海，带给他一片更为广阔的学术天地。从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沙孟海撰写了十余篇学术文章，主要研究成果有《攈古录释文订》《助词论》《与吴公阜书》《训诂广例》《延光四年砖跋》《答童次布书》《与丁山书》《吝飞馆印留序》《转注说》《中国古器物学讲稿》云云。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沙孟海开始以史学家的宏阔视野，展开了对中国书法以及语言文字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全面研究。如《与吴公阜书》中关于写手与刻手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沙孟海在文中指出：
意碑版文字，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综览墨本，有书刻俱佳者，有书刻不佳者，并有书刻俱劣者，未可一概而论也。
随后又分别列举“书刻俱佳”“书刻不佳”以及“书刻俱劣”的三类碑版，并对三种类型逐一比较、分析，提出在选择临摹古代碑帖时，“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这一学术观点，得到了书法界的普遍认可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在日常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勤于著述，先后发表了《鄞字说》《石钺与越族》《娄各盂考释》《印学史》《沙邨印话》《谈秦印》《海岳名言注释》《古代执笔法初探》《碑与帖》《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考释》《清代书法概说》等学术文章，丰富了他在金石学、考古学、书学、印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他针对书法史上一些遗留的重要学术问题，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梳理、演绎、比较、分析和重构，屡屡提出新的见解与新的结论，为深入研究书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