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宁波与日本的书法交流
宁波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者的文化交流从现有的史料看，其源头正是中国书法传入日本之时。据日本史书记载，西晋太康六年（285），百济学者王仁应日本特使聘请，携带汉字书写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抵达日本，这是中日两国书法和文化交流的开端。日本大和时代后期至奈良、平安时代前期，也就是中国的隋唐、五代时期，中日书法交流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日本天皇仰慕中国繁荣昌盛的经济与文化，故而频繁地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宁波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学问僧、留学生入唐求法、求学的集散地。他们留学归国带回佛学、汉学的同时，也带回了晋唐书迹，对日本书法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天宝十二载（753），双目失明的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定居日本奈良，把不少中国书家的作品带到了日本，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书圣王羲之的《丧乱帖》（图二十三）、《二谢帖》《得示帖》三帖。这些作品的传入使晋唐书风在日本得以流传和盛行，无论是寺庙内的题匾，还是天皇大臣们的手迹，无处不见中国晋唐书风，如光明皇后所书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就与王羲之《丧乱帖》书风十分相近，可见其对王羲之书法用功尤深。由鉴真设计、指导的唐招提寺草创之际，日本孝谦天皇御赐的“唐招提寺”书额（图二十四）也明显具有王羲之的笔意[1]，其中“提”字与《集王书圣教序》（图二十五）如出一辙。频繁出入中土的遣唐使带回的大量中国书法名作中，除了“二王”书迹，也有不少唐代名家的作品，如“入唐八大家”之一的最澄携弟子义真于贞元二十年（804）至宁波，转赴天台山学禅，次年归国从宁波带回《赵模千字文》《大唐圣教序》及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真迹十七种。回国后又办学亲授，一时间日本宗唐、学唐，争相临习晋唐名家作品，蔚然成风。此外，带回国的还有大量唐代写经生抄写的佛教典籍。这些经书对日本书法艺术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书法名作，因为它们不像王羲之、欧阳询的书作，只能被天皇藏于深宫大院内，而是流通于日本社会各阶层，其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有唐一代，日本书家持续不断地接受晋唐书风的熏染，如饥似渴地从晋唐书法艺术中汲取养分。善于学习的日本书家并不满足于模仿，诞生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具有相当水准的书家，被誉为“日本王羲之”的空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图二十三 王羲之，《丧乱贴》，日本皇宫藏
图二十四 “唐招提寺”书额
图二十五 王羲之，《集王书圣教序》（局部）
图二十六 空海，《风信帖》（局部），日本京都东大寺藏
据文献记载，空海曾和最澄一起由宁波入唐，拜长安书家韩方明为师，取法于王羲之和颜真卿，并吸收诸家之长，反复锤炼，独出机杼，自成一格，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日本书法“三笔”，备受日本书界推崇。其行草书代表作《风信帖》（图二十六），将王羲之的优雅韵致和颜真卿的浑厚之气融为一体，结体之奔逸，运笔之驰骋，独出心裁，成一家风骨。唐代诗人胡伯崇在《赠释空海歌》中赞其：“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日本文献中也不乏关于空海传承王羲之衣钵的记载。可见，空海于王羲之书法用功最深，日僧中能得王书神韵者无出其右。据日本《高野物语》记载，唐皇宫壁上的王羲之墨迹因年久而残缺不全，德宗皇帝请空海补写，他竟一气呵成，书作惟妙惟肖。日本嵯峨天皇亦写诗称其：“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殁后此僧生。”在唐期间，空海遍访名家，广求名迹，得不少名作，将之带回日本，进一步推动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唐的繁荣对邻国日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宁波作为日本来唐学习先进文化的枢纽，积极主动地传播着大唐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代书法对日本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日本书法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并在世界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