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碑碣墓志
宋元时期，宁波刻碑之风大盛。这一时期的碑碣墓志数量大增，内容也更加丰富。首先是皇帝御书碑，现藏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丰惠庙内的《省降御笔敕付楼异石刻》（图五十），高198厘米，宽110厘米，碑文由宋徽宗御书，铁画银钩的瘦金体光彩照人。它是目前宁波现存年代最早、规格最高、刻制最精的帝王御书碑。
其次是佛事碑。宋元时期，宁波佛教盛况空前，阿育王寺、天童寺、延庆寺、雪窦寺、普济寺等古寺名刹遍布四明各地，慧达、义兴、知礼、遵式、宏智等众多高僧大德群星璀璨，形成了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共融的局面，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佛事碑有《明州桃源保安院大界相碑》《明州慈溪县普济寺罗汉殿记》《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记》《妙喜泉铭》《宋延庆寺罗汉像》《天童寺大用庵铭》《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有序》《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等，碑文不仅保存了许多高僧的生平事迹和佛性主张，以及寺院沿革、常住田产、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珍贵史料，而且书法精妙，世所罕见。如现今保存于古天童护碑亭内的《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有序》（图五十一），高290厘米，宽160厘米，共31行，满行69字，由周癸撰文、张孝祥书丹、贺允中篆额，素有“三绝碑”之誉。《鄞县志》称：“张于湖书南渡最有名，朱文公尝讥其放纵，而此碑却以秀劲胜。”如现立于阿育王寺舍利殿前的《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记》（图五十二），高308厘米，宽136厘米，书丹者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苏轼碑刻传世较少，从书法风格来看，此碑既可以看到他对颜真卿方正宽博的楷书风格的继承，又可以看到其自我风格的表现，为苏轼晚年楷书精品。明人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评：“此记书碑，中楷谨严宛丽，为书人导师久矣。”又如刻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的《妙喜泉铭》（图五十三），此碑刻于《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之阴，铭文正书，共9行，满行24字，偈文行书，3行，书丹者为张九成。宋人陈傅良《止斋集·跋陈求仁所藏张无垢帖》有载：“世未有言无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笔势如此，令人起敬。”此碑是张九成唯一传世的碑刻作品，书法淳古雄健，别具一格。再如元代《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高224厘米，宽110厘米，天一阁藏有此碑拓片，碑文正书，共27行，满行66字。此碑由元代“书坛盟主”赵孟
于延祐六年（1319）书丹，乃不可多得的赵氏书法碑刻。除此碑外，赵孟
在宁波境内还有一碑留存于世，即被历代视为“一代名碑”的《大瀛海道院记》。事实上，立于元至治二年（1322）的《大瀛海道院记》汇集了元代三大学士的手笔，除赵氏书丹外，撰文者为元代著名学者吴澄，篆额者则是宁波书家袁桷，可谓珍稀文物。更令人称奇的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吴澄的“宝水宗裔”吴学周接任象山知县数月，见此碑“岁久石圮”，于是命人重新镌刻《大瀛海道院记》。“一《记》两碑”，成为宁波书法史上的一段传奇。
图五十 赵佶，《省降御笔敕付楼异石刻》（局部）
图五十一 张孝祥书，《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有序》（局部）
图五十二 苏轼书，《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记》（局部）
图五十三 张九成书，《妙喜泉铭》（局部）
再次是儒学书院碑。宋元以来，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明州府学和鄞县县学全面兴起。民国《鄞县通志·历代碑碣目录》著录宋元时期儒学书院碑共12种，大多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代表性的有《重建慈湖书院记》《庆元路鄞县庙学记》《余姚州学增造记》三方，全部为元代所刻。至今保存于天一阁明州碑林之中的有11种，独缺由袁桷所撰的《庆元路鄞县庙学记》。浙江图书馆藏有此碑拓片。此碑高169厘米，宽100厘米，碑文行书，共21行，满行45至50字不等。此碑抨击了当时学校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弊端，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其书法典雅醇和，秀逸清丽，有赵子昂书法遗韵。现藏于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孔庙内的《重建慈湖书院记》（图五十四），刻于《宋孙孝子祠记》之阴，碑文正书，共26行，每行43字，撰文者为南宋学者王应麟，具有重要文物保护价值。《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是明州碑林内最神秘的一块碑。此碑讲述的是庆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审理儒学洋山砂岸被侵夺一案的详细过程，案子涉及二十多人，通过法律手段，儒学重新收回了被强占的财产。这是一块真实反映元代地方政府司法实践和儒学建设的碑碣。更为奇特之处在于，这块元代石碑的碑文落款处花押有被称为“死文字”的元代八思巴文。明州碑林中存有元碑17种，而这是唯一一块镌有八思巴文的。
图五十四 王应麟，《重建慈湖书院记》（局部）
最后是墓志碑。宁波墓志碑数量众多，涉及宁波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包含家族迁徙、家庭教育、为官履职、经济产业、善举乐施、婚丧嫁娶、地名变迁等广泛内容，反映笃敬虔诚的宗教信仰、拳拳服膺的爱国情怀和严谨有法的治家之道。如嵌于阿育王寺残碑廊壁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的《大元故越国夫人祠堂碑》（图五十五），是元末割据浙东的方国珍之妻董氏的传记性墓志，虽残断为两截，撰书人也不可考，但其规制之严、书法之精，可见一斑。如由舒亶撰文的《宋明长史王公墓志铭》，记录了“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说“以其学教授乡里三十余年，一时朋辈与门人弟子去而仕宦”之事。如刻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的《宋承奉郎致仕老先生杨公圹记》，记述了杨简之父杨庭显教授乡里的内容。又如刻于元符二年（1099）的《宋故奉议郎致仕陈公墓志铭并盖》，记录了陈誴进士及第，任职十余载，政绩可称，其间智断命案，使凶犯伏辜的英勇事迹，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才能。
宁波历代名碑荟萃、异彩纷呈，此后的明清和近现代亦有相当数量的碑刻出土，然以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的最为珍贵，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