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各自为政。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气吞六合之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并颁布了一系列政令。“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规范全国使用的文字，称之为“小篆”。这一举措对后世尤其是两汉时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小篆并非秦王朝使用的唯一官方文字。实际上，秦朝建立以前，就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由秦狱吏程邈整理。由于书写方便、简易，隶书在秦朝同样被广泛使用，只是此时的隶书尚未完全摆脱篆书成分，波磔不明显，介于“篆”与“隶”之间，又称“古隶”。这种书体之间转换、过渡的有趣现象居然出现在余姚客星山出土的一块传世汉碑上，它就是享有“浙东第一碑”之誉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图六）。

图六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本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简称《汉三老碑》，高93厘米，宽42厘米，现藏于杭州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三老”是汉代掌教化的官职，碑为“三老”第七孙“邯”所立，刻写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字）和祖、父辈逝世的日子，目的是让后代子孙记住祖先忌日，便于祭祀。立碑的时间大约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值得注意的是，此碑并非由刀所刻，而是由锥凿成文，显得尤为质朴厚重，为传世汉碑所罕见，是迄今浙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碑石。此碑出土时碑额已断缺，但碑文保存基本完好，全碑共计217字，分左右两部，右部136字，上下分四栏。全文如下：

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酉忌日。母讳捐，字谒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次子提余，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盈，曰少河。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明。

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仁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焉，敬晓末孙，其副祖德焉。

关于此碑的出土颇具传奇色彩，众说纷纭。可信度较高的一说是，清咸丰二年（1852），浙江余姚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客星山中取土之时偶然挖得此碑，见石上有字，归以告知。当地诸生宋仁山得知此事，稔周世熊有金石之癖，便通报其前来辨识。周世熊既得其处，遂将石碑运回。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中记录此事：“因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至1919年，周氏后人将此碑卖给上海古董商陈渭泉。1921年秋天，日本商人欲以重金购取此碑并出运海外，陈渭泉意已应允。眼看国宝即将外流，吴昌硕、丁辅之等西泠中人联合浙江同乡四处奔走，发起了一场募赎《汉三老碑》的活动。西泠印社随即发布募捐公告：“浙江汉碑极少，自会稽刻石湮没后，一般碑刻仅见著录，只有极少的几个碑刻可见实貌，倘三老碑流失海外，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为了筹款，印社一方面积极呼吁社内外同人积极捐助，另一方面决定由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石潜等人各捐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醵金赎之”。通过积极努力，最后集60余人之力，共筹得大洋10000余元，以8000元重金将《汉三老碑》赎回。隔年运至杭州后，为了石碑的安全，以剩余2000元募款于西泠印社观乐楼旁筑汉三老石室（图七），将石碑连同社藏历代墓志、石刻等，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还专门为此书写《汉三老石室记》，以志其事。

图七　汉三老石室外景

此碑历经风雨沧桑，来历不凡，其书法典型地体现了由“篆”向“隶”过渡的特殊现象，兼有两者的书体特征。吴昌硕评：“（此碑）介篆隶之间，浑古遒厚。”晚清官员、文史学家李慈铭评：“其字法由篆入隶，古拙可爱。”可见，《汉三老碑》对于研究中国书法书体演变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宁波区域内除《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独立于世外，其他汉碑无有存者，更显示出此碑对于宁波乃至浙江地区的特殊价值，可谓“一石撑起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