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宁波书法概述

北宋建立政权后，迅速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为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十三州称臣，宁波正式归入中央版图。南宋建立后，定都临安，宁波作为京畿之地为统治者所重视。至绍熙五年（1194），朝廷下诏将明州升格为府，改名庆元。自此，宁波作为东南要镇的地位完全确立。随着宁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明州港的对外贸易盛况空前，不仅与高丽、日本贸易往来频繁，与东南亚和波斯湾沿岸的贸易也大大增加，一跃成为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东南三大贸易港之一。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虽然在大臣的建议下，汲取唐朝灭亡的“教训”，长期推行“右文”政策，为宁波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持续的战乱和外夷的虎视眈眈，宋朝在建立政权后的百余年内，书法都没有步入正轨。毕竟书法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况且与唐太宗相比，宋太祖对书法的热情远远不及。唐人去魏晋未远，留存的名迹尚多，而宋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浩劫，名迹大多散佚，对经典的传承难以为继，以至于严重阻碍了书法的发展。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文化氛围中，宋代书法无法延续唐代书法的恢宏，只能在“尚法”的高峰外另辟蹊径，将晋人的艺术成就与唐人的法度经验结合起来，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书法新风尚。北宋“尚意”书风的开创得力于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三人，他们与蔡襄一起，并称为“宋四家”。他们都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将“法度”放在第一位，而是将其置于情志意趣之后，重视自己的面目，以其丰富的文学艺术修养去创造书法的意态，使书法的审美内涵更丰富，更有韵味。这既是对传统法度在时代表现形式上的反拨，也是将古法于内在精神上做更为广阔的延伸。苏东坡曾言：“我书意造本无法。”这股书法新风尚不久就席卷全国，影响了宁波书法的发展。或许是因为苏、黄、米三家的光芒太过耀眼，北宋的宁波书坛较为沉闷，最有影响力的是诗人林逋。

南宋偏安半壁江山，书道衰微，宁波书坛却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名家辈出，掀起了宁波书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与北宋的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四明地区大家族繁多，宁波也成为南宋的书学重地，并诞生了一批以家族群体身份出现的书家，如张氏、楼氏、史氏、王氏等。士流出身的书家群体是南宋宁波书坛的主力军，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张氏家族。

至元十三年（1276），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元军很快占领了庆元地区，元政府在宁波设置庆元路总管府来管理地方事务。元治时期，由于政局稳定，宁波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渔业、商业在南宋良好的基础上，呈现持续发展的景象。元代的文化事业和宋代相比较为逊色，但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元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求，对书法也颇为重视。赵孟是元代书坛盟主，他追求晋人的洒脱和逸趣，书风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对元代书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赵孟之前，北方书法家大多学习颜真卿、苏轼和米芾诸家。由于赵孟才华横溢、地位显赫，在他的振臂高呼下，元代书法呈现“复古”的趋势，这是书法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元代，宁波书坛一落千丈，日益被边缘化，但依靠南宋以来的文化底蕴，产生了袁桷、袁裒、应在等著名书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元是宁波佛教最为繁盛的时期。同时，随着明州港成为东南地区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宁波佛教的对外交流日趋加强。此时，禅林书家异军突起，如德光、如净、智愚、无准师范、痴绝道冲、一山一宁等。这是宁波书法史上并不为人注意的一页。

此外，宋元时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碑碣墓志，无论是佛寺道观碑、儒学书院碑、祠堂庙宇碑还是墓志碑，都不乏刻制精良、书法精妙的碑刻精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