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宁波书法概述

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后，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政府之后的全国性政权。17世纪，英国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急需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把夺取时属宁波府的定海（今舟山市）作为首要目标，进而扩大对宁波的侵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南京条约》签订，宁波成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宁波不但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且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任务。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占宁波。“辛酉政变”后，中外势力互相勾结，清军和英法联军向驻甬的太平军发起猛攻，宁波重新落入清军之手。武昌起义爆发后，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建立了军政分府，结束了清王朝在宁波的统治。清代，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闭关锁国与被迫开埠使宁波的文化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与当时“天崩地裂”的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学术思想在浙东活跃起来，涌现出一批有民主启蒙意识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性质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形成了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使宁波的学术思想取得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成就。

清帝国统治中华延绵276年，虽是又一王朝的崛起，但封建制度终究“日薄西山”。在书法上，延续千百年的帖学气数将尽，竟在此时冲出了“碑学中兴”的新局面，使清代前后期书法发展的差异性有如云泥之别。清代前期（从清朝建立至嘉庆、道光时期）是书法延续元、明书风，崇晋宗唐，逐渐走向衰危的时期。明代书法风格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条脉络：其一，从明初“三宋二沈”到中期以后吴门书派的文徵明、王宠，再到晚明的董其昌为“温文尔雅、甜美柔媚”一脉，董其昌将这一脉发展到极致，成为元代赵孟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二，以明初张弼、陈璧为代表的狂草书风，到中期吴门书派的祝允明、陈淳、徐渭，再到晚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为“纵横豪迈、酣畅淋漓”的另一脉。进入清朝以后，这两条脉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继承和延续，却呈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傅山、王铎这一脉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追求，与清初政权迫在眉睫的稳定统治需要显然是很不和谐的。到康熙以后，这种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风格很快消失了。董其昌这一脉，由于康熙皇帝的推崇，上行下效，成为清朝前期的主流书风。但没过多久，董其昌也被厌倦了，赵孟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和提倡，又时兴起来。然而，无论是学董还是学赵，总是局限在帖学范围内的调剂。这一时期，宁波书家姜宸英、高士奇作为赵董书风的延续，在宁波境内影响巨大。清朝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一直努力将书法艺术纳入封建统治的规范之中。为符合科举要求，以“黑、厚、圆、光”为特点的“馆阁体”书法得以形成。这种千人一面、单调呆板、整齐划一的书风，从某种意义上，是帖学书风陷入穷途末路的反映，简直比明代的“台阁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董诰楷书作品《沈奎烟雨楼赋轴》（图八十三），书风温雅敦厚，章法整齐端庄，法度井然，为典型的“馆阁体”书法。另一方面，清代初期在顾炎武、朱彝尊等学者带动下出现的金石学研究和访碑风气，也影响了宁波书坛，使隶书创作在清初一度十分流行，宁波书家万经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相当成就。隶书先行，为碑学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加强思想领域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文人士子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鉴于此，大批学者的研究方向发生改变，经世致用之学开始转向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成为风气。清代后期（从嘉庆、道光时期到清王朝灭亡）是日渐衰微的书法重新振兴并取得新成就的时期。乾嘉之际，考据学的兴盛带动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随之大兴，也带动一批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推动碑派书法走向兴盛，从而扭转帖派书法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为清代书法开辟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道光、咸丰时期至清代末期，碑派书家的努力从篆书、隶书扩大到楷书领域，将篆、隶笔法引入楷、行、草书的创作，在宣纸上追求刀刻及风雨剥蚀的痕迹，独辟蹊径，面目一新。钟鼎彝器、碑碣摩崖、墓志、陶文、瓦当、砖文、玺印、造像等材料，无不成为碑派书家取法和借鉴的对象，而帖派书法因缺乏新的活力来源，外部又受到碑派书法的冲击，显得势单力薄。这一时期，宁波书坛擅书者不胜枚举，也有不少书家名重一时，如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藏书楼书家，以及刁戴高、王曰升、毛玉佩、陈劢、严信厚、张家骧、楼忠、梅调鼎云云。然而，可能是因为受浙东地区“二王”书风熏染已久，发达的藏书文化和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思想根深蒂固，加上江南一带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动乱，经济秩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书家大多与碑学大潮格格不入，依旧以帖派书法我行我素，与其他地区碑派书法大行其道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清代后期宁波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

图八十三　董诰，《沈奎烟雨楼赋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