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书风笼罩的原因

自东晋以来，“二王”书风对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影响经久不衰，即使到了书法艺术渐趋多元化的今天，其依然被世人奉为圭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诸体齐备，系统庞大。与羲、献父子处在同一书体变革期的其他书家，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几乎都只专长于一体，如张芝擅草书，钟繇擅楷书，而“二王”书法系统的包容量极为庞大。熟悉书法史的人都知道，历代书家取法“二王”的最多，如孙过庭、米芾、赵孟、董其昌云云，他们代代相袭，由此衍生了许多新的风格。故而，我们所说的“二王”，其初始的含义是羲、献父子的合称，但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其概念被不断扩展、充实，逐渐成为后世追随羲、献风格的审美体系。这个体系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书法史。

其二，技法完备，富于变化。“二王”创造的“新书风”，与前人相比技法更为丰富与完备，无论点画、结体还是章法，无不精妙绝伦、张弛自如，这就自然成为历代书家取之不竭的共同资源，并被尊为“后世之楷模，学书之准绳”。观照书法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书道中落、时风衰靡之时，有识之士便会祭起复兴大旗，到“二王”处谋生计，由此开创一个新的书坛格局。

其三，中和之美，合乎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历代统治者多以儒家思想教化臣民。项穆云：“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6]刘熙载云：“右军书不言四时，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7]身为东晋贵族的羲、献父子，既完美地体现魏晋风度，又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如唐太宗认为艺术必须“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视王羲之书法为“尽善尽美”，并不遗余力地为其“摇旗呐喊”。此后历代帝王无不以“二王”为书法的最高审美理想，与此相悖的书法风格则难以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综上所述，可见“二王”书风凌驾诸家之上，影响力如此广远，势出必然。随着“晋室南迁”，这种书风在宁波长时期独占，不仅构成这一时期宁波书法史的主线，并且对宁波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