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宁波帖派书法的兴盛

在清代书法发展的过程中，道光时期（1821—1850）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尽管从这时开始，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但在书法领域，一场碑学运动正显示出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钟鼎彝器、碑碣摩崖、墓志、陶文、瓦当、砖文、玺印、造像等材料无不成为碑派书家取法和借鉴的对象，整个书坛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此时宁波书法的发展却呈现逆流而上的趋势。尽管擅书者不胜枚举，也有不少书家名重一时，如刁戴高、王曰升、毛玉佩、陈劢、严信厚、张家骧、楼忠、梅调鼎，但这些书家大多与碑学大潮格格不入，依旧以帖派书法我行我素。“帖学兴盛”是清代后期宁波书法史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或许与受“二王”书风熏染已久有关。自六朝以来，帖派书法就成为宁波书家习书的不二法门，如同血肉一般难以割离。其二，发达的藏书文化和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思想令宁波书家的书风普遍饱含清秀典雅的书卷气，这与雄强古拙的碑派书法拉开了距离。其三，江南一带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动乱，经济秩序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导致书法艺术的发展未能紧跟碑学的潮流，呈现滞缓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