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遥远而陌生的概念——平等
●艰难·梅花与放羊女
春天来了。不用说那桃红柳绿的江南，就是北方的平原，也已是遥看一抹淡绿，春风剪出细叶的时刻了。然而在这个干旱缺水的西部山区——宁夏同心县窑山乡，全县最穷最干旱的乡镇之一，拥有的却依然只是大片的焦黄。
是快上早操的时候了，乡中心学校——石塘岭学校初中部住校生，从厨房大师傅手中依次接过一杯杯浑浊的水，然后小心翼翼向宿舍走去。来这所乡中心学校进行全区义务教育情况调查的宁夏教科所所长周卫知道，那一杯杯水将是孩子们全天的食用水。同时他还知道，这些水来自学校那口不大的水窖，水窖中收集了一夏一冬的雨水、雪水，上面漂浮着羊粪蛋、草末、小虫……
早操的铃声响起，百多名中学生有序地排成方队。就在此时，周卫发现，整个队伍竟是清一色的“和尚头”。没有女生，哪怕是一位呢！进一步的调查，令周卫一行更加沮丧——不仅仅是初中部，这所乡中心学校，小学四年级以上就再也找不到女孩子的踪影！
小学四、五、六年级，初中一、二、三年级，六个年级中没有一名女孩子，换句话说，石塘岭学校所辐射的方圆几十里内，自1987年起，六年中将不会出现一名女初中生。
女孩子们哪里去了？流失了！恰如黄土高原上无声无息流去的水土及逝去的植被。
哦，为什么？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生存环境里，首先失去教育机会的就必定要是，你们——如山花般的农家女儿？
吉普车离开了同心县城，在尘土的簇拥下载着我们一行不一会儿便钻进了山腹之中。
此次我应宁夏教科所之邀，随着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和历史系的几位教授及同学们前往宁夏南部山区进行“西北女童教育口述史”的采访。同行的还有全国妇联《春蕾计划》专题片摄制组的女士与先生。今天的采访目的地是窑山乡的李家山。
山峦层层叠叠，公路牵引着汽车在其中迂回盘旋。车窗外沉闷的无尽黄色令人昏昏欲睡。突然，北京来的摄制组艺术家们的欢叫，惊飞了我们的睡意。“停车，羊群！”
远处的山谷下，缓缓的山坡上一群悠闲散漫的羊群旁，站立着一位身着红衣，瘦小孤寂的女孩。听到声音，她回头，仰望。沉寂的群山，空旷的山谷，飘落的一片白云旁缀着一点艳红。最佳视觉画面！我们跟在摄像机后一通疯跑。
“哎，多大了？”“十二了。”“念书着吗？”“没有……嗯，我念过。”“那咋不念了呢？”“我大让我放羊呢。”“……”
山坡远去，羊群远去，不知放羊的小姑娘是否还会再捧起书本？
车依然在山路上左旋右转。
李家山小学快到了。抬头看去，前方一个更高的山冈上，坐落着一院红瓦白墙的校舍。此后我们得知，这红瓦白墙的一溜新教室是去年才盖成的。1993年初夏，一个灿烂的日子里，视察到李家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正碰到露天站着、蹲着上课的学生。于是，黄璜同志亲自批款6万元，为破败坍塌的李家山完小换了新颜。
站在李家山，放眼望去，四周的群山全匍匐在脚下。乡教育专干马金海指着远处山脚下一处隐约的山庄告诉我们，它叫马家庄，那个小村里设有一个一、二年级复式教学点，由一名民办教师任课。到了三年级，孩子们便到这里来上学了。马家庄，距这里大约有七八里路之遥。我突发奇想，如果从这里架一条空中索道直通马家庄那该有多好，否则那些10岁不到的小女孩，以她们细瘦的双腿，怎么能够涉涧、越谷、登山、爬梁到这里读书呢？若是下雨下雪呢？好愁人哟！且不说再读初中、高中，以这样的条件，女孩能够坚持受完六年小学义务教育，便可称得是奇迹了吧？说“奇迹”，马金海专干便将一位奇人引给我们。她叫杨梅花，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她具有少数民族女儿容貌的一切优点。皮肤白皙，眉眼俊秀，在当今哪部电视剧中充当主角都是蛮够资格的。梅花26岁，毕业于县回民中学高中部。1991年之前曾在李家山完小教书，现在在窑山乡中心学校石塘岭任教，是全乡仅有的两名公办女教师之一。梅花热情大方，我们一见如故。趁摄制组寻找外景的间隙，我们聊了起来。
“我就是窑山乡人。家里六个孩子，我老大。我家除了小妹没念啥书，我大弟小学毕业外，其余几个娃都念完了初中，我高中毕业。在我们这一带，我家就算是供出来学生最多的家庭了。也许这和我妈念过书有关吧！她念了五年小学，但终究是没念成。因为当时学校没有女教师了，班里又就她一名女生，家里就不让念了。为啥？女子大了，别人就会说，那么大个女子，一天在男人伙里混啥？你想么，那可是三十多年前咧，亏得我外婆是个要强麻利人呢，要不是，我想我妈那五年书也念不下来。不说我妈，说我吧。我是在我妈的娘家窑山村入的小学。窑山村是个比李家山还偏僻的村子，周围的山比这里还高还大。一年级时，班里有三名女生，等上二年级时，班里就只剩我一名女生了。从此，一直到小学毕业，中间又换了两所学校，可无论到哪，班里始终就我这一个梳毛辫的。这一点和我妈咋像来！上到三年级，我妈有病了，我姨娘对我妈说：‘你有病，让梅花罢上学了，也好在家干个啥，女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听了姨娘的话，我哭着跟妈说，我要念呢。妈心疼我，也就随了我的意。谁让我年年都是班里第一名呢？到五年级时我考上了乡中心小学，在那里上学每月有3元钱的助学金。别小看了这3元钱，它帮助我走完了小学教育的最后一段路程。因为那时家里孩子增多了，我妈又拖个病身子，家里困难得很，多次让我动了辍学的念头。
“1981年我从石塘岭小学毕业了，班里就我一个考上了一百多里外的县回中。要上中学了，全村乡亲给我凑了28元钱、100斤粮票，我大又卖了一麻袋豆子，把我送上了县。政府规定，县回中不收我们回族学生的学杂费、书费，每月还发10元伙食钱。在县回中读了初中读高中，一念就是6年。这六年，我每学期就回一趟家，每次回家都是走回来的。开始是没有班车，后来就是通了班车，那车费也要3块钱呢，舍不得。
“1987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后被安排到李家山当代课教师。1991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上课呢，自治区政府分管教育的副主席杨惠云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到了我教的四年级班上，她发现我这个唯一女教师教的班里女生最多，她了解了情况，感慨地说：‘看来在山区，确是多一位女教师就可多吸引一批女学生啊’。当年9月，我经杨惠云副主席特批进入吴忠师范一年制速成班学习。该是我运气好，让我碰上这位女主席，我常想，若是位男主席来这里视察，我还会有这个结果么？现在我是国家正式教师，在乡党眼里我算是个把书念成了的女子，这在我们乡里可称作是凤毛麟角了。1987年我们全乡共收了280名女生，可到毕业时只剩12名了。女娃念点书不易着呢。学杂费不收都保不住哇。我们乡妇女中12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89.3%呢。现在我特别珍惜我这个教师的职位，要好好教书，多教些女学生。今年秋天，我们石塘岭中心学校准备招收一个40人的女童班，现在学校已经和孩子家长签了合同。在我们这儿扶贫的自治区地矿局主动要求负责这40名女生的一应学杂书费。”
梅花是个好教师，她思维敏捷，讲话逻辑严密。但我知道，在窑山的少数民族妇女中，她原不是唯一，只是千百个梅花被无知和贫穷淹没了。
结束了与梅花的交谈，立于崖畔之上，哦，此时的李家山真似一幅壮阔恢弘的画卷，逼你视野。无尽的群山、大塬，被斜射的夕阳打出一派金色辉煌。阴阳有致、错落万千的峰峦，更显突兀、伟岸、奇崛、雄浑。造化大师用千沟万壑的笔触勾勒出这西部山塬一股粗犷豪放之气。而焦渴的黄土，给这一切又涂抹上了一种悲壮的苍凉！
摄像机对准了这震人心魄的自然。镜头里，于巨鲸之脊似的山梁弧线上，映现了几个移动的小点，那是放学回家的孩子，两男一女。此时，生命在这大自然的壮阔、雄浑之中竟显得那样渺小。伟岸的大塬之于迈动的小腿，何其残酷！迈动的小腿之于伟岸的群山，又是何其艰难！
群山莽莽，夕阳如血！
我似乎听见了北京一位女性的叹息：“没有女学生，哪来女教师？”叹息的女性叫彭
云。
●混沌·瑶族少女与夏寨
窗外，车流如河。浓荫覆盖的宽阔的人行道上，姹紫嫣红的过往女性，使夏日的都市更加美丽。
中国北京，灯市东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办公室。
依窗而立的康泠女士怎么也无法把思路从那西部的瑶族山寨拉回来。作为分管儿童工作的书记，她刚从那里调查返回北京……
竹楼前，石阶上，坐着一位位美丽的瑶族少女，不，有的还称不上少女，是女孩儿。她们那本该是握笔的手，却拈着纤细的花针，埋下头绣啊挑啊，挑啊绣啊，少年的美梦全织进了那如锦如云的绣品。从十岁起，绣完了头帕绣围腰，绣完了衣衫绣裙袜，绣荷包，绣门帘，绣床幔……直到她们羞涩地走进新嫁娘的洞房。为了美丽的嫁绣，为了田中的稼禾，为了弟妹，为了家中无人放养的小猪……她们放弃了书本，放弃了课堂，放弃了探视外部世界的一切欲望与可能。像姐姐、像母亲、像奶奶，像所有的女性前辈一样，在毫无自我之中，走完漫长的人生。
每当想起广西柳州山区瑶族少女那茫然的双眼，听到“男孩念书，女孩放猪”那令人心酸、无奈的民谚，康泠，这位全国最大妇女组织的领导者便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她与她同事的责任——为数以千计的广大落后农村地区失学女童找回那张丢失了的课桌，让她们获得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让她们——今日的女童，明日的妇女获得自身意识的觉醒！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康泠知道只有具有了自身意识的觉悟，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与平等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彻底实现，而不只是书写在宪法里。而自身意识的觉醒又只有教育方可赋予她们！
西吉县夏寨。贴在公路旁的一座小山村。县教育局的汽车径直将我们一行送达这里采访。
西吉属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提起六盘山，无人不晓，毛泽东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使它名扬天下。它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区行政区划归固原地区。固原地区俗称“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在某一个范围内，它也极有知名度：“西海固”苦甲天下，是国务院最早确定的全国重点扶贫地区——“三西”（甘肃的定西、河西，宁夏的西海固）之一。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多次来这里，在散文中他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在这僻远的山区里没有任何奇观异景，只有一片焦渴干旱的黄色大山在等待着朋友……这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
夏寨距沙沟数里。进入夏寨，熟悉和亲切扑面而来。这里极像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山村。相似的山坡、相似的房舍、相似的语言，一条相似的小路将我们引进一座背靠崖畔的农家小院。我们的到来，使正在院里干杂活的女主人有点失措，她站在我们这群采访者中间，惶恐地回答着提问：
“我叫穆雪花，多大了？……嗯，今年38吗？”不知为什么她用了个升调疑问句。
“我没念过书，我娘家姐妹七个，就我哥上过学。我的四个娃都没念书。哦，念过，大的今年19，念了四年，二的、三的也都念了三四年，老四是个女子念了两年。唉，念不起嘛。放牛呢，放羊呢，割豌豆呢。今儿个都上山寻草去咧。”真难为了她，简直是场农村记者招待会。
“哎？你是哪个xue？”我想核实一下。
“晓不得是哪个xue么。”
她不经意的一答，令我心中发紧。哦，也许她从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至于别人在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上写什么“xue”，写“雪”写“血”或是写“学”，她不认识也就免去了计较。
走出穆雪花的小院，一群大小不一的男娃女娃簇拥在门口，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向几个10岁左右抱着弟妹的女孩走去。
“哎，都叫个啥？念书了没有？”“我叫王存花……家里四个娃……三个女子，一个儿子。没上学……”小女孩的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使劲低着头。“那么你叫个啥？”我又问旁边一个更小的女孩，她的回答有点答非所问，却很大胆热情：“我大（爸）没咧，我哥念书呢……”“问你叫个啥！”一个同样稚嫩却充满了教训口吻的声音。不等我回头，这个声音又抢着说：“她叫王兰兰，她叫马福燕，我叫王金花。”咳？我一扭头，看到说话的小人儿，头发散乱地在脑后扎了个马尾巴，吃力地抱着个2岁左右的胖男孩，红扑扑的鹅蛋脸，小嘟嘟嘴，黑眉大眼，一副伶俐乖巧样。我笑了，转向她：“噢，你叫金花，几岁了？家里几个娃？”“我9岁，家里四个娃，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你念书了没有？”“我念了一年，不念了。”“为啥？”“我要看娃干活呢，不念了，让他们三个念去。”她答得干脆利落，一副小大人样。“姨，这是我妈。”王金花一边抽出手将弟弟掉出来的鼻涕抹掉，一边向我介绍一位头戴白帽，刚走过来的青年妇女。“噢，是金花的妈。咋不让金花上学了？”“女子家嘛，念了不顶啥。”“那你念过书吗？”“念过几年。”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你现在还能看书看报吗？”我高兴地问。“看书？看报……”她露出不解的诧异神色。
“谁看崴（那个）呢嘛！”那个稚嫩的声音又抢着冒了出来。是金花！她的口吻居然充满了讥笑鄙夷。
我愕然！让人哭笑不得的小金花哟。我欲说无语！
消灭愚昧，扫除文盲，解决落后地区农村女童就学难问题，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我分明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与我们对峙，它需要我们付出的努力将是长期艰巨的！
车开了，夏寨小去。我却想到了一段话：“培养一个男孩，只是培养一个人，而培养一个女孩，则关系到一个民族。”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位名叫巴迪斯的改革家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