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脆弱的宁夏市场
春末的太阳，把个固原张易乡的集日烤得暖烘烘的。卖牛的、拉羊的、吆猪的、贩菜的，人来人往，一片熙攘。忽然，几辆印有陕西长武县字样的卡车雄赳赳地开进集市中心，不等停稳，几名大汉就在车上高喉咙大嗓子地吆喝开了：“嗨，收购生猪！奖售化肥！奖售玉米！嗨，收购生猪……”
“哎——大大！每斤毛猪的价钱是1.80元，比县收购站的多4角呢。”
“你看，这搭交猪，那搭就把化肥称给了。”议论夹杂着兴奋与好奇在集市上掀起热浪。
一位红脸膛的小伙挤了上来：“师傅，你看俺这猪咋样！收不收？”他有些羞涩地指了指背筐里那头只有60来斤重的半大架子猪。
“收！”长武县收购员回答得干巴脆，不等话音落，那筐中的黑家伙已被扔到了秤台上。
无论大小、肥瘦，不消两个钟头，张易集市上的生猪都被收购净尽。几辆卡车屁股一拧，透着股子要扫荡一空的狠劲，甩下一路灰尘，又走乡串户继续收购去了。
此时，不仅是陕西的一些县市，甘肃省的兰州市、内蒙古的磴口市、乌海市，阿左旗……也纷纷冲进宁夏山川市场高价争购生猪。
可怜的宁夏市场哟，在毗邻的几位身高马大的“穷哥们”的冲击下，摇摇晃晃。那本来就不多的肉源，显得愈发紧缺。银川地区（包括永宁县，贺兰县，银川市郊区）一个半季度内没有收购上一头生猪！全区每月收购生猪量只达往年的十分之一！形势比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全区生猪存栏数比预计的少20余万头！
价值规律在显示着不可抗拒的魔力！
沮丧的收购员们将令人焦虑的信息迅速反馈集中到了副食品公司主管肉食供应的贺廷栋副经理的办公桌前。
“缺肉千吨，缺肉千吨啊。没有这个数，何以保证下半年市场及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期间的肉食供应？何以控制这疯狂上升的肉食价格？”贺经理慢慢翻阅着刚起草的外调肉食报告书，一种难言的沉重向它袭来。外调千吨肉食入宁，此项决策非同儿戏。且不说这大宗货源寻觅及调入的不易，就说一旦拍板，政府拿出的将是几百万巨额资金哪！自己对消费市场的估计正确吗？稍有偏差，食品积压可比不了别的，那损失往往是惨重的。少进些吧……可在全国货源不足的情况下，稍有犹豫，货物飞走，就再也抓不回来了。决断吧……哦，塞上的春夜竟会如此令人燥热。内心的沉重使贺经理的脸显得更长了。他，想起1985年的“调肉事件”——
改革开放的第六个春天，银川繁闹的菜市场上，诸多久违的个体肉食供应摊点出现了，给斑斓的市民生活画卷中又增添了一种色彩。
这年的4月1日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取消了生猪派购，以行指导的议购议销，多渠道经营政策取而代之。同时，肉食销价提高24.3%。理顺物价，刺激生产，这是决策者们的目的。在这物价转轨交错时刻，为有充足货源以控制、平抑市场价格，区副食品公司决定由四川调入猪肉300吨。当时的自治区政府主管领导，为此亲临蓉城协商求援。殊不知，300吨猪肉入宁，一个市场商品信息却让区副食品公司的诸位同仁头皮发紧：肉食销量骤然锐减。如今，一月的销售额，只达到往日的五分之一。
多年因行政干预而价格不变的实施产生了社会负效应！银川市民们的心理上一下承受不了这24.3%的大幅度提价。尽管每人已领取24元的副食补助，却仍平衡不了心理天平的倾斜。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300吨调入的猪肉作削价处理，几十万元的财政补贴砸了进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关于300吨肉食削价问题的质询，令主管领导汗颜而又无言以对。
脆弱而又缺乏弹性的宁夏市场啊，多喂一口撑死，少喂一口又饿死，不给你一点回旋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