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呼唤东风
中国1949年，开始创造了平等教育机会的出现。这种平等教育即是，使男女儿童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使每个人有进入学校的平等机会。而对于这种平等教育的投入，就不仅是一种经济的投入，更是一种正义的投入！
——［美］海迪·罗丝（妇女教育专家）
跨向21世纪的中国怎么会漠视大山里那些失学女童的呼声？女童就学难的问题，牵动了当今有识之士的几多爱心。整个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救助失学女童，加强女子教育这场社会变革之中。
不只在乡镇，在远离贫困山村女孩们的城市，为了“春蕾计划”，许多平凡却美丽动人的故事产生了。
姜丽娟大妈是银川市富宁街西关居委会的主任。居委会主任月薪70元，姜大妈一天到晚忙得不着家。这忙乎的事中间有一桩就是宣传“春蕾计划”。
一个偶然的机会，姜大妈从自治区妇联那里得知固原地区就有一万七千余名女童失学，占未入学儿童95.4%这个情况时，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她下定了决心：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救助这些孩子。
她和她的一班老姐妹们首先响应自治区妇联关于进一步开展“春蕾计划”的倡议，每人拿出400元资助一名女童读到小学毕业。
姜大妈懂得，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她毅然拿起倡议书推开了一家又一家大门。她走遍了辖区内的23个企事业单位，向人们宣传“春蕾计划”。很快，她们将收集到的第一批捐赠款项送到了女童入学率只有43%的固原开城乡郭庙村，用这笔钱，郭庙村办起了第一个女童班。
救助失学女童，宣传“春蕾计划”，姜大妈几乎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地步。
城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她抓紧时间宣传“春蕾计划”，模范交警马文祥于是找上她，“姜大妈，这是1200元，交给您资助的3个女童入学吧。”
市里召开精神文明表彰大会。她又向同是获奖的同志们讲述女童教育问题，事后，银行的同志们打来电话：“姜大妈，我们银行全体同志捐款办个女童班。”
街坊邻居碰面，一拉话，姜大妈也忘不了说说失学女童的故事。就连上油坊买油，也忘不了向小老板，一位农村残疾青年马文强说“春蕾计划”这档子事。小马说：“姜大妈，没说的，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春蕾计划’操心，我咋不能给失学女童资助点？我腿有残疾，可心不残。”
一次拥军活动中，姜大妈碰上了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立忱。谈完了拥军工作，姜大妈又汇报上了“春蕾计划”的事。静静听完姜大妈的话，白主席一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老姜啊，让我资助三个失学女童吧，你看你都包了两个呢。”
没有职务大小、地位高低的区别，有的只是共产党员社会责任感驱使下的相同行为。
韩有为市长的家就在西关居委会对面。
采访韩有为。韩有为市长为“春蕾计划”捐款，在姜大妈的捐款本上签字。
就这样，在姜大妈的捐款花名册上有了17位省级领导、17位厅级领导干部的姓名，他们相继参加到“春蕾计划”中来。
已经动过两次大手术，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姜大妈，今年已经64岁了。有时跑得可真有点顶不住劲了。但一想起那些山区失学的女孩子，她就又提上那个装有“春蕾计划”宣传材料的小红包出门了。那一份艰辛与执着，让你不由得想起“精卫填海”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姜大妈的故事没说完，那一个个新的救助失学儿童的故事又在生活中发生了。梅清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烽火之中参加革命的，她做了一辈子妇女工作。
采访梅清。梅清：我从小是个苦孩子，知道没钱上学的穷孩子的痛苦。于是我捐助了两个女孩子上学。我捐助的一个是固原县开城乡郭庙村的马德莲，一个是黄铎堡乡的杨妹。
春节前，梅清大姐在家中接待了杨妹和她的母亲。看着这不是一家却胜似一家的亲情，谁的心里能不感动？
杨梅珍是银川晚报社的记者。在杨梅珍的宣传动员下，中国轻骑集团捐款4万元，银川百货大楼捐款2万元，相继办起三个“春蕾女童班”，银川南关清真大寺鲍金贵先生为泾源县女童班送去大批衣物钱款。杨梅珍还四下奔走，为女童班推销勤工俭学物品。
数以千计企盼民族强盛、民族素质得以提高的中华儿女们，纷纷向“春蕾计划”伸出了援助之手。
六一儿童节期间。银川市新华购物中心的600名员工迎来了彭阳县沟口乡中心小学女童班的孩子们。让从没走出过大山的女孩子们看看现代化的都市，增加知识，开阔视野，让她们多一份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是新华购物中心全体员工的最大愿望。他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资助沟口小学女童班的50名孩子读完小学。愿望谈不上宏大，却充满了爱的温馨。
“七·一”快到了。自治区财政厅党支部的同志们来到同心县大湾乡，为这里失学的女童们又献上了一份共产党员的爱心。
故事永远没有完结。
在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捐款登记表上，你看到的哪里只是十、百、千、万的钱款捐赠，它分明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热情、良知与正义的投入。
“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为那东风化雨，蓓蕾怒放的一天，人们正在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