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渴望追求平等的心灵
●我要念书·马小玲
韦州镇今天咋这么热闹？又是锣又是鼓，街上还扎了好多彩旗。人们都上了街，连街道上都泼了水，还扫了呢。妈说好今天不去干活了要去女小看社火，弟弟也随妈走了，不用小玲带。
韦州女小的大喇叭一个劲地在喊：“各班站好队啦，请带到校门口准备欢迎现场会代表。”哎哟，学生们今天真好看，穿着一色艳绿艳绿的运动服，头上还扎着红绸子，连脸蛋都抹得红红的。
看，车来了。大车、小车一长串，数都数不过来啊，下来了那么多人！还有白头发的老奶奶呢。人真多，小玲知道，喇叭里一放那种好听的音乐，她们就要跳了。好看得很，她领着弟弟尔利来看过。噢，跳了，跳了。要是自个儿也能站在那里边多好呀，也能穿那种校服，扎那个红绸子了。可是小玲知道不行，大和妈一天要去挖甘草呢，尔利没人带。她跟妈说过想上学的事，可妈说：“女子家，你先把尔利领好。”妈也难肠呢，唉！
咦，谁拍我的头呢？小玲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姨。“小朋友上学了吗？”姨说话的声音真好听，像是广播里的声。“快给北京来的姨说上学了吗？”有人在催小玲。小玲一听“上学”二字心里就不好受，过去在东山老家上学呢，现在不上了。她觉着说不出来话，只好使劲摇头。姨不笑了，她拿出来两支笔，往小玲手里递：“女孩子不识字不上学不行，长大了没出息，噢？”小玲知道姨说的是好话，赶紧点头，要是姨能把这话说给妈多好呀。小玲把姨给的一支黄笔，一支蓝笔捏得紧紧的。
北京来的姨和一伙人看学生们绣花去了。
姨跟那些阿奶、姨娘们说话呢。小玲远远地跟着北京来的姨，她真想上去跟姨说：“姨，我要有出息，我要上学呢！”
姨上车要走了，她在对小玲招手，“阿—姨—再—见”小玲举起了拿笔的手，一鼓劲喊出了声。北京的阿姨走了，没人会给大、给妈说小玲上学的事了……
臧健，北大妇女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也是“老三届”，我的同龄人，一路上我们之间当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只是这一刻，她只向我不断地谈韦州，谈马小玲，谈去年的“西部农村女童教育试验汇报交流会”。她讲话慢条斯理：“没想到，就在汽车开动的时候，一直默默跟着我们的马小玲会突然举起手来大声向我告别！那一刻，我简直感到她不是在说再见，而是在呼唤我们的救援！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一路上她那个穿着破旧小白褂的小人影儿总挡在你的面前让你忘不掉，忘不了她巴巴地盯着韦州女小学生队伍的渴望、羡慕的神情，忘不了她默默地注视着你的忧郁的眼睛，更忘不了她有可能会成为现场会四周站立着的众多青年回族妇女文盲中的一员。”
臧健无法平静。在大会发言时，她向所有与会者谈起了马小玲。谈她的无语，她的眼神，谈她的呼喊，谈自己的不安……
臧健的叙说被韦州女小校长——马新兰，一位杰出的妇女教育工作者记在了心里。会议结束后，马新兰发动全校师生在韦州四乡去寻找那位叫小玲的失学女童。终于找到了。原来马小玲家是刚从更偏、更苦的东山上搬迁下来的农户，户口不在韦州，故而，适龄入学女童花名册上漏掉了她的名字。
为了小玲的入学，马校长决定破例将她的弟弟收入女小学前班，并免收她的学杂费，而后又为马小玲争取到了“希望工程”的救助名额。
马小玲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果。这是韦州女小在成为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实验学校一年半后的事情。这年，马新兰的学校服务区内女童入学率已由原先的17%升到94%，且巩固率达98.5%。
我们的汽车开到马小玲家门口，刚刚盖起来的两间土坯房前。屋内十分简陋，但不失整洁的摆设，都在向你述说这是一个艰难却正在努力追求未来的家庭。
小玲剪着妹妹头，黑圆的小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一双让你感到透着些许忧郁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到来，她高兴极了，搬凳子，倒水，拿作业本给臧健看，只是默默依然。马小玲的作业本干净整洁，字写得十分规整，我想：这将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女孩子。马校长说，小玲今年的语文、算术都考得不错。小玲的父母——一对青年农民，满脸感激地反复说，有这么多人关心小玲，他们太感谢了，一定要让小玲念下去。小玲妈妈还告诉我们，就在去年的现场会后，睡梦中的小玲突然坐起，嚷嚷着：“我念书呢！”臧健给的两支笔，上学的哥哥向她要，她死活都不给。
哦，现在已是小学生的小玲可以用那两支笔了。她终于紧紧地握住了它们，祝愿能够永远！
●拒绝出嫁·冯家姐妹
“胡大呀，你倒要个啥人家嘛？说一个，你不愿意，说一个，你不愿意，咋办嘛！”法吐麦的妈，眼泪汪汪地看着18岁的她。
大，吼也吼过了。妈，哭也哭过了。但法吐麦的怨恨与执拗却丝毫不因此而消退与松动。“我不嫁人！再少把人往家里引！”一声伴着泪水的呼喊惊呆了又愁又烦的妈和大。法吐麦的委屈如决堤之水，倾泻而下。
18岁了，自打四五岁起就帮着妈干活带弟妹。法吐麦是老大，等她把第四个妹妹抱大会走时，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而学校的大门却连一天也没迈进过。她跟乡亲去过一回固原城，没有欢喜，却带回来了一肚子窝囊——买东西时钱没认对，小贩给的挖苦太狠：“看你长得灵着呢，咋瓜（傻）得连个数也不识！”不识数，不认字，除了会抱娃，会烧锅，原来自个啥也不会！望着五颜六色热闹的固原城，法吐麦第一次感到现实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她惶惑，不，她惶恐了。有生第一次，她对大对妈产生了怨恨。偏在这时又有人来提亲，又偏让法吐麦听到妗子从彭阳娘家说来的一个故事：村里最俊的女子说给了个教师，面都见了，定亲礼也放了，可没想到，男方过了些日子又来把亲退咧，啥事？嫌女子没念过书，说是赶明儿个过日子没发展。
哦，没文化，没本事，谁人能看起你嘛，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待着，待到老！法吐麦发狠了，法吐麦向世俗发出了她微弱的抗议！
这是一个真实的渴望追求平等的故事。
法吐麦的家在宁夏固原官厅乡刘店村，她的故事是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研究课题组对7000名女童教育个案调查中的一例。
《春蕾》摄制组的摄像镜头对准了一张年轻而又沾满泪水的脸，“我姐自被从县中叫回来后，就哭得不行，一天到晚饭也不吃，现在又上后山转去了，我怕我姐出事呢……”除了摄制组导演小心轻声的问话，我们全都敛声屏气，沉浸在了冯家三姑娘梅芳悲凄的述说中。
冯家七个孩子，三男四女。两个男孩同在读四年级，是梅芳的弟弟，大姐没念过书，早已出嫁，小妹尚小。梅芳念到五年级辍学回家带最小的弟弟，二姐桂芳即将参加中考的时候，父亲把她硬拽回了家。参加中考又要交几十元的考试费用，而考上了高中，对于家庭就意味着更多的开销。初中三年每年100元的学杂费，使冯家已不堪重负，高中三年怎么办，今年天旱年景不好，家里把大牛卖了，买粮吃。如此这般，桂芳的父亲就把女子从县中拉了回来。
在突然的打击到来时，牺牲掉的往往首先是女孩的利益！“不让念书了，我姐求我大给一点钱到固原学裁缝。我大不肯，我姐学习那么好，不让上高中，又不让学手艺，她咋能想得开嘛。”梅芳泪水涟涟，为了姐姐的遭遇，或许也有为自己的。
当可以看到的通向未来的美好之门在瞬间向一颗憧憬的心灵关闭之时，它的绝望是可以想见的。但我们相信，一个已初步具有文化知识，窥视过外部世界的女性是不会甘心仅仅重复母亲旧日愚昧的步履的。
我们就要离开夏寨了，冯桂芳还没有回来，一条通往后山的小路牵去了我的视线，我似乎看到在那村后的崖畔上站着一位女孩在歌唱：“……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边数不过女儿可怜，女儿可怜女儿哟……”这是获奖电影《黄土地》里的一个镜头。《黄土地》讲的是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陕北的一个女子凄婉的故事。但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西部落后地区，让人落泪的女孩故事依然不少，她们依然可被称作是处于不利境地的人群！她们的抗争及境遇的改变需要整个世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