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
第七章 培养干部及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1）应完成培养高等及中等专门人才的平衡表编制工作（按各种专业确定补充需要量及对该需要量与培养的可能性进行比较），以作为五年计划规定的高等学校招生五八六三○○人及中等专科学校招生一○一一二○○人的根据。
（2）为增加高等工科学校的招生人数，应研究扩大工农速成中学网的可能性。
（3）工人技术学校规定增加到一四○所，计划培养熟练工人一一九○○○，这不能满足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新建企业须补充的各种专业的熟练工人需要量。
因此，应研究在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增加工人技术学校的数量，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所需熟练工人。
刘少奇：对苏联顾问关于中国“一五计划草案”书面意见的批语[35]
（1955年4月22日）
请尚昆即将这个书面意见作为五年计划（草案）附件送苏共中央。
刘少奇
四、廿二
国家计委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要（节录）
（1955年4月）
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要目录
第一部分 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第二部分 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总的规模
第三部分 工业生产计划
第四部分 农业生产计划
第五部分 国内贸易计划
第六部分 交通运输与邮电事业计划
第七部分 基本建设计划
第八部分 劳动工资、熟练工人培养与成本计划
第九部分 文教卫生事业计划
第十部分 国民经济拨款计划［中略］
第二部分 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总的规模
根据1954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要求，根据中央对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指示和各部、各省（市）的计划草案，并根据中央最近关于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中央对地方工业部党组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对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央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以及中央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其他各项指示的精神，制订了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其总的规模如下：
195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为1090.3亿元，速度增长7.0%。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占33.7%（1954年占33.1%）；工场手工业占7.0%（1954年占7.3%）；个体手工业占9.4%（1954年占9.4%）；农业及副业占49.9%（1954年占50.2%）。
1955年工业总产值计划为444.1亿元，速度增长7.7%。其中：国营工业计划为263.2亿元，速度增长11.2%（中央各部所属国营工业计划178.8亿元，速度增长9.2%，地方国营工业计划84.4亿元，速度增长15.7%）；合作社营工业计划为19.2亿元，速度增长21.3%；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为68.4亿元，速度增长33.9%（主要是由于1955年将约为1954年17.2亿元总产值的私营工业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所致，如除此因素，则其可比部分为1954年的100.1%）；私营工业计划为93.9亿元，其可比的速度增长2.2%（如按绝对产值计算，则1955年为1954年的86.0%）。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59.3%，合作社营工业占4.3%，公私合营工业占15.4%，私营工业（包括加工订货）占21.0%。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45.1%（1954年占43.4%），消费资料占54.9%（1954年占56.6%）；机器制造占工业总产值的5.8%（1954年占5.7%）。以企业的规模划分，大型工业为394.7亿元，占88.9%（1954年占88.6%）；小型工业为49.3亿元，占11.1%（1954年占11.4%）。
在工业总产值中的现代工业总产值计划为368.0亿元，速度增长8.9%，其中：国营工业计划为229.7亿元，速度增长12.3%（中央各部所属国营工业计划为164.8亿元，速度增长11.1%，地方国营工业计划为64.9亿元，速度增长15.7%）；合作社营工业计划为11.8亿元，速度增长20.0%；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为66.2亿元，速度增长31.9%；私营工业计划为60.3亿元，为1954年的82.2%。在现代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62.4%，合作社营工业占3.2%，公私合营工业占18.0%，私营工业占16.4%。
在工业总产值中：中央重工、燃料、一机、二机、纺织、轻工等6个工业部为141.3亿元，速度增长8.7%。
个体手工业总产值计划为102.5亿元，速度增长6.9%。其中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总产值计划为13.1亿元（包括1954年原有的生产合作社总产值8.5亿元），供销生产合作社总产值计划为2.9亿元，生产小组总产值计划为 4.6亿元。
农业及副业总产值计划为543.7亿元，速度增长6.4%。粮食计划生产3608.6亿斤，速度增长5.3%；棉花计划生产2606.6万担，速度增长20.6%；烤烟计划生产646.6万担，速度增长38%；茶叶计划生产195.8万担，速度增长7.9%。国营机械化农场计划达到117个，比1954年增加27个，扩大耕地面积155.6万亩；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在春耕前达到60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478.3%；组织起来的农户计划达到全国总农户的74.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划为426.0亿元，速度增长10.4%。
铁路货运总量计划为21074.6万吨，速度增长9.4%；货物周转量计划为1023.3亿吨公里，速度增长9.8%；客运总量计划为23844万人，速度增长2.7%；旅客周转量计划为303.4亿人公里，速度增长3.1%。内河货运总量（不包括地方内河运输）计划为1630.8万吨，速度增长34.3%。沿海货运总量计划为866万吨，速度增长22.3%。公路汽车货运总量计划为5055.8万吨，速度增长27.6%。
基本建设总投资额（即工作总量）计划为98.1亿元，速度增长31.5%，其中中央财经各部总投资额为71.1亿元，速度增长25.5%；中央6个工业部总投资额为44.3亿元，速度增长32.8%。
1955年基本建设的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1079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472个，内苏联设计的91个），其中新建的728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278个，内苏联设计的76个），改建的330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178个，内苏联设计的15个），恢复的21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16个）；其中1955年开始建设的287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134个，内苏联设计的37个），续建的792个（其中厂矿建设单位338个，内苏联设计的54个）。重要新建和改建的建设单位有：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第二炼钢厂、第二初轧厂，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大冶特殊钢厂，辽宁阜新煤矿平安立井，黑龙江鹤岗煤矿东山立井，鹤岗煤矿兴安台立井，吉林辽源煤矿中央立井，太原第一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兰州炼油厂，新疆石油公司，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电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郑州第三棉纺织厂，西北第四棉纺织厂，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华北制药厂，包头糖厂，河南南湾水库，安徽梅山水库，辽宁大伙房水库，兰州玉门线铺轨187公里，宝鸡成都线铺轨138公里，黎塘湛江线铺轨277公里，武汉长江大桥，首都中央航空港等。此外，房屋建筑面积约达3200万平方公尺。
1955年建设的结果，中央5个工业部（第二机械部除外）将有六七个重大建设单位完成建设或完成部分重要工程的建设，其中有：鞍钢五号炼铁炉，鞍钢十一、十二号炼焦炉，吉林电极厂，黑龙江鹤岗东山立井，黑龙江鸡西恒山山南西沟裹斜井，黑龙江双鸭山岭西立井，吉林辽源中央立井，太原第一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河北峰峰电厂，抚顺发电厂，辽宁阜新发电厂，大连热电站，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低压开关厂，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郑州第三棉纺织厂，西北第四棉纺织厂，广州造纸厂，郑州油脂化学厂等。此外，铁路铺轨1061.9公里。
由于新建企业完工并投入生产，1955年底中央各工业部将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按设计能力计算）：炼铁31.6万吨，平炉炼钢28.8万吨，电炉炼钢1.1万吨，轧钢开坯25万吨，炼焦39.5万吨，铜冶炼3500吨，铅冶炼5000吨，锡冶炼17000吨，铝电解18450吨，硫酸62400吨，水泥31万吨，发电容量44.1万千瓦，采煤1059万吨，选煤110万吨，天然原油15万吨，人造原油10万吨，量具刃具1032吨，磁力启动器15万台，纱锭42.2万枚（年产纱8.1万吨），织布机11552台（年产布33321万公尺），汽车内外胎18.6万套。
中央各部、局由于历年投资，而在1955年开始利用的新增固定资产计划为65.8亿元，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为35.5亿元，占53.9%；流通性固定资产为16.8亿元，占25.5%；非生产性固定资产为13.5亿元，占20.6%。各部、局在1955年开始利用的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55年总投资额的86.5%。
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文教卫生等部门职工人数计划达到1412.9万人，较1954年增加73万人。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计划提高8.1%。上述部门职工全年平均工资计划增长3.8%。中央6个工业部国营工业计划降低成本5.7%，国营交通运输计划降低成本1.1%，国营商业商品流通费计划降低12.9%。
教育计划：高等学校计划招生116700人，毕业学生58646人；在校学生达到311271人，速度增长22.9%。中等专业学校计划招生199230人，毕业学生247320人；在校学生达到560548人，为1954年的92.2%；工农速成中学计划招生33000人，毕业学生7243人；在校学生达到76892人，速度增长50.4%。高中计划招生201530人，毕业学生110988人；在校学生达到568556人，速度增长18.9%。初中计划招生1250482人，毕业学生981436人；在校学生达到3378369人，速度增长8.7%。
［下略］
周恩来：关于推迟西安四个电工厂和太原磺胺厂的建设问题（节录）
（1955年5月2日）
（一）一五六项中某些厂址移动的情况和理由，征求苏方的意见，并问明在原子时代工业建设布局的原则。
（二）西安四个电工厂和太原磺胺厂在五年计划中推迟建设的理由。四厂中的开关热流器厂五年计划中列为一九五六年开始建设试验站和工具车间，其他车间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设，我意既要推迟就一并推迟，以免城市建设中协作的困难。这样，各厂的设备供应时间就要有所改变，即高压电瓷厂、绝缘材料厂、电力电容器厂设备供应改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施工图改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开关热流器厂设备供应改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施工图改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磺胺厂设备供应改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施工图改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详情可问黄敬、张有萱等同志。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中个别问题的意见
（1955年5月27日）
一、计划草案对燃料工业部规定转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新建矿井的储备工程为四千二百八十万吨，此储备工程量不能保证第二个五年中煤炭采掘的必要发展。以矿井建设平均期限三年半到四年计算，一九五八年初，储备工程需要有更大的能力，才能保证第二个五年内煤炭采掘的必要增长。应注意煤炭露天采掘法的发展，因为煤炭露天采掘法是最低廉的。
二、计划草案对若干机器制造业规定减少产量和降低生产能力的利用。考虑到更充分地利用机器制造业的能力的必要性，最好规定进一步扩大所生产的设备目录和试制新产品（专用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及其他机器）。
为了更充分地满足农业的需要，应扩大农业机器、畜力和人力农具的生产，保证农业机器制造业的相应发展并更广泛地利用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应组织进口的拖拉机以及日后的国产拖拉机所需拖拉农具的生产。
三、由于对全国的投资额要作某些削减，因此在五年计划的后几年中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储备工程减少，而建筑安装工作量的减少则会减少建筑工人的就业人数。
有必要把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的投资额问题再研究一下，看是否有可能增加煤矿、冶金、化学等工业部门，以及电站和铁路的投资额。
四、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勘探工作量不能充分保证矿质原料工业储量的必要的增长，并且可能耽误采掘部门企业的设计工作。由于已查明和探得的矿质原料工业储量将是进一步发展重工业的前提，应再审查一下地质勘探计划，考虑作适当增加，并应使地质勘探工作量，特别是机械岩心钻探的地质勘探工作量与矿质原料的计划增长量衔接起来。再计算一下煤的地质勘探工作量，可考虑增加钻探和采掘作业，特别是在缺煤的地区。应特别注意及时做好井田的准备工作。应考虑提高铜、铅、其他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的勘探程度。
要采用最新的勘探方法来加强石油的地质普查工作，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进尺钻探增加数应比原定水平有所提高，以便在一九五七年大约能达到三十五万公尺。有必要研究一下提高勘查钻探及生产钻探速度的可能性。
五、农产品的生产现在已开始限制着对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对工业的原料供应。而拟定在五年内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或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三，这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平均每个居民消耗量的迅速增长的。
最好对下列诸问题加以研究：再增加一些农业周转的耕地；扩大水田连作播种；增加水田播种面积；开垦荒地以扩大播种面积并利用这些土地建立国营机械化农场。
鉴于在中国的条件下，计划草案中列为“杂粮”的玉米、高粱、小米是抗旱力最强、产量最高的作物，因此削减这些作物的播种面积就未必合适了。
六、为了使计划草案中规定的增加农业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保证，应拟订专门措施，特别是扩大使用高产量作物的良种，增加农用药剂生产，加速矿肥厂的建设，以便使目前用作肥料的豆饼可用作牲畜饲料和用来出口。
七、农业发展五年计划草案拟定一九五七年黄麻播种面积较一九五二年小百分之十二。由于民主阵营国家需要黄麻，因此，除了扩大苧麻面积外应恢复黄麻播种面积。
国家建委：“141项”设计审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955年6月5日）
一九五四年，“141项”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大批提交，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反映，设计审批工作中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对协定和设计任务书重视不够。苏联方面法律观念很强，一切均严格遵照协定和设计任务书办事，超出协定和设计任务书范围，提高新的问题一般都不易解决。如硬质合金厂提出在设计中增加二氧化钛，总交货人就认为对商谈协定外的事情“没有准备”。又如洛阳拖拉机厂的设计任务书中规定，卫生技术、动力和机械化运输的技术设计应由国内编制，但审批设计时，我们又提出请苏方编制，虽经苏联汽车部副部长和四个有关部的部长和若干设计部门联系，也未得到解决，结果仍确定由国内编制。
二、贪多贪大。长春汽车厂办公室，苏联设计为六千平方公尺；厂方要求增为一万二千平方公尺，后来第一机械工业部根据需要批准为九千平方公尺。哈尔滨透平厂要求增设冷热轧钢机两套，以轧制汽轮机叶片，但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十八，苏方认为不合理，这就是“大炮打麻雀”，于是作罢。该厂还曾拟自设柴油机电站，苏方认为该厂已有备用电源，不必再设自备电站。并说，如果“一定要设”，则他们也可设计，但须经我方政府正式提出，因为苏联政府规定是禁止这样做的，结果只好撤销这个要求。苏方曾经这样表示过：如果“141项”都要大些、富裕些、再包罗多些，则中国将挤掉几个工厂。
三、要求过急。在审批设计过程中，我们许多同志往往为了尽早完成建设，去一次莫斯科，总希望多解决一些问题，不论场合不看时机急于提出问题，结果还是解决不了。哈尔滨透平厂和洛阳拖拉机厂在审批初步设计时，就提出实习生和专家的派遣问题，结果苏方就说：“中国同志太着急了”（应该在审批技术设计时提）。西安开关厂和哈尔滨透平发电机车间主厂房施工图曾要求提前交付，并说已取得设计组的同意，但因与协定不符，结果仍被苏方退回来。轻工业部的三个厂在审批初步设计时，原拟要求将施工图和设备交付时间较协定提前半年或一年，后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出不得超越协定时间后，才没有提出。
四、基础资料不确，常使设计返工、浪费。佳木斯的三个厂（造纸厂、铜网厂、电站），总交货人属于苏联三个部，但我们所搜集的有关地震资料不一（五度、六度、七度），轻工业部屡次修改地震度数；也没有同时通知苏联三个部。结果造纸厂和电站按六度设计，铜网厂则按七度设计，最后佳木斯地震定为六度，但铜网厂技术设计都已完成，无法再行修改。株洲硬质合金厂的风向问题，先通知苏方为东南风，后改为西北风；最后又说东南风、西北风都有，但西北风多些，而设计已按东南风考虑，不得不作某些变更。
五、国外审批工作人数太多。根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估计，审批一个厂的设计，去三五人即可，几个厂同时审批，可互相帮助，人数还可减少。如果人数去的太多，不但住处难找，而且浪费人力、物力。如一九五四年电工审核小组共二十一人，留莫斯科约四个月，花费二十多万卢布。汽车拖拉机审核小组十五人，留莫斯科三个月，花费约十五万卢布。而拖拉机厂的初步设计费仅十九万卢布，滚珠轴承厂的初步设计费仅五万多卢布，电工厂的初步设计费最高者为十二万三千卢布，最低者只五万卢布。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苏联顾问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的研究结果的报告
（1955年6月9日）
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苏联顾问对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个别问题的意见，已由计委和有关各部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研究的结果一并报告如下：
苏联顾问提出的意见共五十二条；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共七条，其中与苏联顾问所提意见重复的有四条（即增加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煤矿的新建能力；增加机械工业的新产品；扩大耕地面积），故两项合计共五十五条。这五十五条意见，经我们研究后，同意或基本上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的意见者共三十二条；原则上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的意见，但需要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再作进一步研究者共十五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难以实行者共八条。
（一）在同意或基本上同意的三十二条意见中，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提的意见者共二十三条，如：关于五年计划草案的绪言部分和第一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部分的五点补充意见；增加一九五七年投资以调整五年投资的抛物线；增加一九五七年铁路建设的投资；削减住宅、文化福利设施及其他辅助建设工程；将石景山钒钛生产工程列入计划（但地点尚在研究）；增加重工业部铅、锌、锡等三种有色金属的产量，推迟丰满到哈尔滨送变电工程的建设进度（但设计仍进行）；推迟太原热电站一台二万五千瓩发电设备的建设时间；在抚顺石油二厂增建一个热电站（拟将上述太原推迟的一套发电设备移装抚顺）；增加煤矿、铜、铅及其他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地质勘探工作量（苏联计委提出）；增加石油钻探的工作量；提高天然气开采的增长速度（以上两项与加速发展石油工业问题有关，已由燃料工业部党组另拟方案报中央）；在石油工业中应广泛贯彻新技术；限制石油的消耗量；增加机械工业的新产品以及改善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建议等都完全同意总顾问和苏联计委所提的意见。
第二种情况，即基本上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的意见但具体内容上略有修改者共九条：
（1）综合财政计划和拨款数字只作为计委内部的核算资料而不列入五年计划草案问题。苏联顾问认为综合财政计划中的各项收支数字，在年度计划中的变动是很大的，在长期计划中写得太肯定了很易使自己被动。我们基本上同意这一意见，但由于我国的财政制度和苏联不尽相同，如果计划草案中不列拨款数字，就很难看出五年内建设规模的全貌，故我们主张在五年计划草案的文字部分中，仍应将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拨款数字同时列出，财政一章则可取消。
（2）上海闸北电站第二期四台二万二千瓩发电设备是否停止扩建问题。经燃料工业部根据上海地区用电情况的变化研究的结果，确定减少两台，两台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建设。
（3）增加一千万吨采煤能力。
（4）改变华东、中南两区煤炭采掘在全国的比重问题。在党代会前修改五年计划草案时已增加采煤能力八百四十万吨，今后在年度计划中尚拟增加小型矿井的设计能力五百万吨，这批新增的小型矿井应尽可能地在华东和中南地区建设，同时加强这二个地区的煤矿地质勘探工作，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状态。
（5）重新研究硫酸的平衡和确定新建硫酸厂的厂址问题。除新建硫酸厂的方案和如何提前抚顺硫酸厂的建设进度问题由计委和重工业部继续进行研究外，拟进一步研究在现有硫酸厂中增加产量的技术措施，争取一九五七年的硫酸供应能够达到平衡。
（6）将人造石油产量由六十二万五千吨增加到九十万吨，相应地减少天然石油的开采量问题。经与燃料部研究，确定减少玉门天然石油开采量十三万吨，减少的数量分别由抚顺、锦西两炼油厂和新疆石油公司增产解决，总的原油产量仍旧不变。
（7）“更广泛地推行装配用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并扩大建设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工厂”问题。因考虑到我们在这方面尚无成熟的经验，而且非生产的建筑均已降低标准，故在五年计划草案中改为“尽可能地推行装配用钢筋混凝土预制件”，预制件工厂的建设则仍按原计划不变。
（8）组织加工劣等棉及纺纱废棉来代替居民所需的絮棉问题。考虑到市场所需的絮棉数量很大，难以全部代替，同时居民的使用习惯也不易改变，因之只能采取在絮棉中搭配废棉，尽量以霜黄花等劣等棉代替部分絮棉以及收购旧棉花加工处理后搭配销售等办法来节省可供纺织用的原棉，此事我们建议由商业部责成花纱布公司研究实施办法，逐步推行。同时建议由计委会同农业部、商业部和合作总社研究大力开展棉籽绒的加工问题（估计目前全国棉籽绒的资源约有二三百万市担，现大部尚未利用），另拟具体方案报告中央。
（9）苏联计委提出的为保证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应该拟订专门措施问题。我们基本上同意苏联计委的意见，其中关于扩大使用高产量作物的良种问题，五年计划草案中已作了原则规定，建议由农业部根据这一规定和苏联计委的意见拟订具体的推广措施；增加农药的生产问题，五年计划草案中未规定农药的生产指标，拟根据农药的产销平衡情况，由重工业部和地方工业部门，在年度计划中考虑适当增产；加速矿肥厂的建设问题，除兰州氮肥厂的建设进度已确定由一九五九年提早到一九五八年建成外，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在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两个磷肥厂（山西和江苏海州），因今年第二季度尚提不出足够的矿量，故设计和建设的进度在计划中还不可能规定提前。我们意见是在磷肥厂未建成前，可根据四川的经验推行磷矿石作肥料的办法，此事需请农业部研究。
（二）原则上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的建议，但需要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再作进一步研究的十五条，我们的意见是：
（1）五年计划中武汉、包头两个钢铁公司的投资额和预定投入生产的期限不相适应，可否增加这两个公司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的投资问题。按照原定计划，武汉钢铁公司的第一台高炉预定在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全部在一九六一年建设完成；包头钢铁公司第一台高炉预定一九六○年投入生产，全部在一九六二年建设完成。在建设过程中，拟争取比这个进度更提前一些，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原列的投资可能不够，我们准备在中央批准这二个公司的初步设计后，再按规定的工程量具体计算这两个公司的分年投资，如果需要增加，则可在年度计划中由重工业部的五年经济建设拨款中调剂解决。
（2）增加太原钢铁厂一九五六年以后的投资以安装苏联供应的初轧机问题。我们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基本上是合理的，但由于太原钢铁厂的总体规划尚未确定，设计亦未作出，因之初轧机的安装进度，亦不能确定，拟在初步设计完成后，再根据实际的工程进度在年度计划中研究调整。
（3）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应开始山西中条山铜矿的开拓工程问题。该矿的地质勘探工作，正由地质部负责进行，截至一九五四年底，已获得A2加B加C级矿量三十万吨，如地质部能在一九五六年初提出正式的地质报告，一九五六年即可着手设计任务书的编制工作。如此则有可能在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中开始开拓工作。
（4）关于增加重工业部一九五七年铜的产量二五○○吨问题。在去年八月定案的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一九五七年全国产铜四六二九六吨，其中重工业部产铜四三○○○吨，后在今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上，因考虑到上海生产安排上的困难，确定由重工业部让出二五○○吨生产任务给上海，另由储备中拨出杂铜三○○○余吨给上海加工，这样，在提交党代会议讨论的五年计划草案中，一九五七年全国铜的总产量即增为四九九八六吨，而其中重工业部的产量即减为四○五○○吨，这一修改过程，苏联顾问并不了解，重工业部的计划司亦未向部长汇报，因之，当苏联顾问提出这一建议时，王鹤寿同志即表示可以增加，在计委党组五月三十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亦提出同意增加重工业部铜的产量二五○○吨。现经查明，此二五○○吨任务已让给上海，故重工业部即不可能再增，但我们认为在年度计划中如有可能，仍应尽量增产，在五年计划草案中则不再增加。
（5）铝的产量由二万吨增加到三万吨问题。因抚顺铝厂第二期提前投入生产的时间尚无把握，为了使五年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故决定暂不增加，但在编制年度计划时，可以争取提高。
（6）增产可供出口的机械工业产品问题。我们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机械出口牵涉到国外市场的需要情况、国内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出口产品的规格、质量和价格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建议以外贸部为主，邀集计委和各机械制造部门共同研究后另拟方案报告中央。
（7）增加国营经济部分的植树面积问题。我们认为苏联顾问提出五年计划内国有林区的采伐迹地更新面积过小是正确的。但由于财力的限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不可能大量增加国有林区的人工更新面积。当前的主要措施是除了保证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更新面积外，必须从改变采伐制度着手促进采伐迹地的天然更新工作。林业部门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估计今后国内林区的迹地更新工作，在质和量方面都会有所提高。我们建议林业部门应更进一步地注意研究这一问题。并可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必要的投资。
（8）增加耕地面积。
（9）增加杂粮的播种面积问题。我们同意苏联顾问的意见。今后除了应加强对荒地的勘测工作外，并拟对开荒问题与农村工作部一起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争取在年度计划中适当增加开荒面积，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开荒作准备，新开的荒地，应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尽量种植杂粮、玉米和薯类等高产量作物。
（10）大量发展蚕丝业问题。家蚕的发展主要是植桑问题，桑树要在栽植后三年才能采摘，因之第一个五年内尚难以大量增产。柞蚕由于主要产区的辽宁省一九五二年为特殊丰收年，产量的基数特别高（达一二二一四万斤），一九五三年骤降至二四一五万斤，仅及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一九五四年虽增至五一四八万斤，但仍仅及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四二；如以一九五四年的产量为基数，则今后三年每年必须以递增百分之三三点八的速度增产，才能达到一九五七年的计划产量，任务是很艰巨的。苏联顾问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增产问题是对的，我们准备对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年度计划中争取适当的增产。
（11）苏联计委提出的恢复黄洋麻的播种面积问题。为了使农业生产的指标更适合于各个地区的特点，计划草案对五年内各省的黄洋麻播种面积作了适当的调整，即减少了黄洋麻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的某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种植任务，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较高的某些省份（如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的种植任务，调整的结果，一九五七年的播种面积虽然比一九五二年减少了百分之一二点四，但总产量则增加了百分之一九点七，按照目前掌握的平衡情况（包括国内需要和出口需要）来看，这一增长指标是可以满足国内和出口的需要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还可以由外贸部再作进一步研究，如果各兄弟国家有增加出口的新的要求，可以在编制年度计划中再作适当增加。
（12）增加一九五七年的货运量问题。我们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重新研究了原定的五年运输计划草案后，认为一九五七年某些主要物资的运量估算虽有偏高（如建筑材料）、偏低（如煤炭）之处，但总的来说，原定的运输计划和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等增长计划基本上还是适应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年度的执行过程中还有增加的可能，所以一九五七年的货运计划也就有超过的可能，因此，我们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是有相当根据的。但对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同时后三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目前还不可能作大的修改，因之，一九五七年货运量的增长计划也只能在拟定年度计划时再研究调整。
（13）关于编制高等及中等专门人才的平衡问题。我们同意苏联顾问的建议。这方面我们过去的主要缺点是对各业务部门的需要情况摸得很不准，根据二办最近的调查，重工业部、第一机械部和燃料工业部所提出的五年工程技术人员的需要数大约多了三分之一左右，对各种专业学生的需要情况则摸得更不准。按照不同的专业来分类编制平衡表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细致的工作，今后必须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认真进行这一工作，以便在年度计划中能将平衡计划搞得更确实些。
（14）增加工人技术学校的数量问题。中央各部五年计划培养熟练工人九十二万人，其中生产技术学校培养十一万九千人，约占百分之一三，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确实不能满足需要，但由于我们过去生产技术学校的基础太差，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十二校，毕业学生只一万人，五年内计划学校增加五点四倍，毕业学生增加三点五倍，从发展速度来看是很快的。同时，现有生产技术学校在师资、教材、学生质量和教学计划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毕业生的技术水平也很低。因之，目前只能采取“整顿提高”然后再“积极发展”的方针，这一问题还需要和国务院二办及有关各部作进一步研究。
（15）关于着手公共饮食业的计划工作问题。我们同意苏联顾问的建议。可由计委会同国家统计局，从调查研究开始来着手这一工作。
（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难以采纳的八条建议，我们的意见是：
（1）关于五年计划中的备料拨款十一亿一千九百万元和经济部门的准备金十五亿三千五百万元，应用于增加基本建设的工程量问题。由于我们计划工作的水平还很低，计划的准确性还很差，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已列的项目，其投资一般估计偏低；进口的设备、器材还不能和原定的建设进度完全吻合；同时，估计在今后年度计划中，必然还会有一些建设项目需要增加，因之，必须有一部分资金用作某些项目投资不足时追加的后备，某些进口设备、器材不合需要时的暂时积压以及某些新增项目的投资等等。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和考虑到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衔接，我们认为在五年计划中保留这两项拨款而不指定具体的用途是必要的，并应由国家统一掌握。
（2）关于工业总产值中应包括合作化了的手工业生产总值问题，我们意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可以暂不包括，其理由除五月三十日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中已有说明外，还因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中，不仅包括了它本身生产逐年增长的产值，还包括了由个体手工业转变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那部分产值，因之，如果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包括在工业总产值中，就会使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发展速度成为不可比的速度，故以暂不包括为好。
（3）关于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建设石景山钢铁厂所必须进行的准备工程问题。根据苏联政府派来的钢铁工业长远计划组提出的十五年远景计划草案（这一草案计委拟在今年下半年研究后再报告中央），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工程，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开始建设。从全国的工业布局和我们的建设力量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不可能考虑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问题。
（4）将阜新发电厂第三台五万瓩的发电设备由一九五六年推迟到一九五八年。
（5）将吉林热电站第三、四两台各为二五○○○瓩的发电设备由一九五八年推迟到一九五九年安装问题。根据最近燃料工业部派人去东北研究的结果，在水丰电站协议归中朝两国共有以后，朝鲜对我国的供电能力可以增加到二十万瓩（原为十万瓩），从东北地区电力网内的设备容量和负荷对比来看，是可以平衡且略有多余的，但由于水力电站能供应的电量有一定的限度（因受水库容量的限制），故从电量的平衡来看，仍很紧张，同时阜新电站的发电设备已决定今年到货，因之我们认为吉林和阜新的发电设备可以仍按原计划安装，此点已和燃料工业部的苏联专家组长谈清并取得了他的同意。
（6）关于提高农业机械和农具的生产计划问题。从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来看，增加农业机械的产量是可能的，但从需要来看，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五年生产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一百八十九万具，已超过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中农业部和各省（市）所提的需要数九万具，因之我们认为已定的指标不宜再提高，以后在年度计划中根据农业合作发展的情况再行考虑是否增加。
（7）因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能充分利用，可否减少棉纺织工业的新建企业问题。我们认为苏联顾问指出的纺织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的不合理现象确是事实，富春同志已向阿尔希波夫同志说明下列两点：①我国原有的纺织工业都在沿海，从地区分布上考虑，有必要在内地建设几个纺织厂，以便沿海一旦有事，可以依靠在内地的新建厂来供应人民的需要；②五年内新增纺锭已由二百七十二万锭减为一百八十九万锭，而这一百八十九万锭大部又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今后两年每年只新建一个厂，从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衔接上考虑，已不宜再减少新厂的建设。
（8）提高各种作物首先是粮食和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五年计划草案所定几种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长速度均较原计划降低，这是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为了把计划订的可靠一些而规定的。按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两年执行情况，除小麦外，均未完成原定计划。一九五四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仅较一九五二年增百分之三点三，杂粮的单位面积产量反较一九五二年降低了百分之四点二；棉花较一九五二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如以一九五四年为基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单位面积产量，今后三年稻每年平均需增长百分之三点四五，杂粮需增长百分之四点七，棉花需增长百分之九点三，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由于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还占优势，耕作技术还很落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都很弱，今后三年虽然有所改善，但还不可能发生基本的变化。因之，完成今后三年增产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主张仍按原计划不变。
（9）扩大工农速成中学问题。根据最近全国文教会议的意见，由于学生来源困难，速成的办法也值得重新考虑，故决定自今年起各工农速成中学一律停止招收新生。为了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工农干部，今后拟在厂矿企业和机关中有计划、有系统地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具体指标正在研究中。
根据上述情况，对于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提出的五十五条建议，我们的总的意见是：属于第一类，即同意或基本上同意苏联顾问和苏联计委建议的三十二条意见，除有关基本建设项目和增加投资的各项意见留待拟定五年计划调整方案时一并处理外，其他各项意见均拟在这次修改五年计划草案时尽可能予以修改。属于第二类，即原则上同意，但需要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再作进一步研究的十五条意见，除继续研究以便在拟定年度计划时进行修改外，并拟向总顾问作必要的说明。属于第三类，即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还难以实行的八条意见，除了向总顾问作必要的说明外，我们准备在明年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时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节录）
（1955年7月30日）
（一）工业基本建设计划是五年计划的中心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国民经济从技术极端落后的状况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而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创造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为此目的，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要建立由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的工业，同时要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来逐步地改造原有的工业。这种建设计划是我国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一五六个单位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计划的中心。这种基本建设代表着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五年内，工业方面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包括苏联帮助设计的在五年内开始建设的一四五个单位在内，共是六九四个；其中属于中央各工业部的是五七三个，属于中央其他各部的是三九个，属于地方的是八二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是二三○○个左右，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的约为九○○个，属于地方的约为一四○○个。
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建成的是四五五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是四五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陆续建成的是二三九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是一○○个（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部分建成并投入生产的一八个在内）。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一般都可以在五年内建成。
苏联帮助设计的单位在五年内的投资是一一○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二四八点五亿元的百分之四四点三。同时，直接配合这些建设单位的，还有一四三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五年内对这些建设单位的投资是一八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二四八点五亿元的百分之七点二。两项合计共占百分之五一点五。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内我们是集中主要的投资来保证苏联帮助设计的重点工程及其直接配合的工程的建设的。
在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上述两类工程的建设的时候，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地方还必须用适当的资金来改建现有的若干中小型的厂矿，并新建许多新的中小型的厂矿，例如中小型的煤矿、发电厂和肥料制造厂等等。这类改建和新建的中小型厂矿，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能够迅速地发挥投资效果并增加生产能力，不但对于满足社会的需要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资金积累的增加以及支援和配合重点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不可缺少的力量。那种只醉心于大型厂矿的建设而忽视对于中小型厂矿的利用和建设的倾向，是很错误的。但是这类中小型厂矿的建设，必须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的。各地方在进行这类厂矿的建设的时候，中央各工业部应该给以帮助。
（二）工业的地区分布和新工业基地的建设
我国工业原来畸形地偏集于一方和沿海的状态，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的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根据每个发展时期的条件，依照下列原则，即：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
为着改变原来工业地区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必须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则是创造新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
不论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基地或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企业地点的布置都应该避免过分集中，应该适当地分开安排在具有一定距离的邻近的地带，大、中、小型的企业的建设应该适当地互相配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工业基本建设的地区分布作了下列的主要部署：
第一，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使这个基地能够更有能力地在技术上支援新工业地区的建设。
除了对于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作重大的改建以外，东北各工业区的原有工业，如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吉林的电力工业，也都将在五年内加以改建。
第二，积极地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地区的建设，以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些地区分别组成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两个新的工业基地。
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并积极地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各种条件。
根据上列主要的工业基本建设的部署，那么，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国就将有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中各地区的巨大工业基地，这样也就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我国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这种工业的地区分布是建立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开始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的性质。
除了上述重工业分布的部署以外，五年计划对于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的新建设也作了比较合理的新部署，部分地改变轻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的现象，而移向于接近原料产区和消费地区的内地。
根据内地的需要，应该逐步地把沿海城市的某些可能迁移的工业企业向内地迁移。
国家计委党组、地质部党组关于提请苏联政府对我国地质工作进行技术援助的报告
（1955年8月12日）
中央并主席：
我国的地质工作，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几年来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同建设的规模和工业发展的速度相比较，已勘探的矿种仍然很少，矿量的持续增长亦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在目前的地质工作中，存在着许多薄弱的环节，整个地质工作程序中的各个环节，亦不能互相适应。例如：作为勘探工作先导的矿产普查工作不能适应勘探工作的进度，因为普查工作不能及时地为勘探工作提供矿区，就使现有的勘探设备和勘探人员有闲置和窝工的危险；大量已知的矿藏地点和群众报矿还没有力量进行普查检查；作为普查先导的区域地质调查今年才开始，以致矿产普查工作缺乏可靠的地质根据，而影响普查工作的进行；大地、地形测量工作也远远落后于普查工作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需要；地球物理探矿队伍很小，技术水平也很低，因而又不能适应普查工作的需要。上述地质工作程序中的各个环节的这种互不适应的情况，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到矿量的增长，影响到工业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的工业企业的设计和投入生产后所必需的矿量，并为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的矿量准备资源条件，必须及时扭转我国目前地质中的这种落后现象，为此，除了地质部门本身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加强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和提高现有地质干部的技术水平外，还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对我国的地质工作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技术援助，这一援助必须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请苏联政府派遣大地测量和航空地形测量专家和主要技术人员六十一人，来我国帮助进行祁连山地区和康滇地区的大地测量和航空地形测量工作；
（二）请苏联政府派遣十七个地质专家来我国，帮助我国对已知的铜、铅、锌和汞矿产地进行普查检查和评价；
（三）请苏联政府派遣地质专家四十七人、古生物专家十人和岩石矿物鉴定专家十人来我国，帮助我国在南岭、秦岭东段、北满、康滇和祁连山等五个地区进行综合的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工作；
（四）请苏联政府派遣十五个石油地质师、二个古生物专家、二个岩石矿物鉴定专家和四个石油物理探矿工程师来我国，帮助我国进行柴达木盆地的石油普查工作和华北平原的石油专题科学研究工作；
（五）请苏联政府派遣一个地震队，包括四名主要技术人员来我国华北平原地区，配合石油专题科学研究队进行工作；派遣一个航空磁测队，包括四名主要技术人员来我国祁连山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沿岸进行工作，帮助我国寻找铁矿和超基性、基性岩体；此外并请苏联政府派遣一个专长机械岩心钻探和各种测井方法的专家，来我国进行技术指导。
以上共计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百七十七名。另外为了利用甘肃白银厂铜矿所产的大量硫黄制造硫酸，以供给我国发展磷肥工业的需要，拟请苏联政府派遣两名磷矿地质专家来我国包兰铁路、陇海铁路和宝成铁路沿线帮助我国勘察磷矿资源。因之，这次提请苏联政府派遣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总数为一百七十九名。
上述大地地形测量、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石油普查和专题科学研究，以及地震队和航空磁测队所需的全套仪器和设备均请苏方配备。
上述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拟定为一年至两年，地质部准备配备五倍于专家人数的我国技术人员随同他们进行工作，并向他们学习。我们要求这批专家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并负有帮助培养我国技术干部的任务。
这一请求苏联政府对我国地质工作进行技术援助的项目和专家配备方案是经过多次研究和修改而成的。地质部的苏联首席顾问库索奇金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工作。地质部最初拟定的专家人数为三百八十三人，后经富春同志两次指示，削减为二百零八人，又经库索奇金同志和苏联代总顾问普希金同志研究后，拟定为一百七十七人，而且认为是必要的、可能的，最后，根据富春同志的指示，由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彭涛同志、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同志和普希金同志一起，又对上述方案作了慎重的考虑，认为该方案是适宜的。
由于上述技术援助的规模很大，内容比较复杂，涉及的方面也很广，已经超出一般技术合作的范围，因此，拟请中央以专案向苏共中央提出，或以我国政府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以便迅速解决我们所提出的请求。兹将代拟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附件的草稿附上，请中央审查指示。
毛泽东：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
（1955年10月2日）
一
退肖向荣[36]：
照办。[37]
毛泽东
十月二日
二
彼特鲁塞夫斯基上将、彼得洛夫上校、马里雅申上校并转顾问团全体同志及其家属各同志：
当我国六周年国庆之际，承赐祝贺，并表达良好的愿望，谨致深切的谢忱。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及所有在我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热情、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祝彼特鲁塞夫斯基顾问团在京专家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
毛泽东：关于朱德、聂荣臻访问民主德国、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
（1955年11月28日）
刘、周、朱、陈、邓、聂荣臻阅，退毛。
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去德、苏，在谈话时请加注意，不要涉及具体事项的承诺，如对方涉及，应推出两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去商谈。此件所说情况，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机部追加新建北京铣床厂项目问题的报告
（1955年12月14日）
铣床是一种大量需要的金属切削机床，约占全部机床需要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根据今年一五六项设备分交的不完整统计，铣床约占全部机床的百分之十三强）。一九五六年需要量约为二六○○余台，一九六二年约为五二○○台。国内生产铣床的工厂属于第一机械部的有北京第一机床厂、齐齐哈尔第一及第二两机床厂和昆明机床厂。上述四厂一九五五年预计产量为八一九台，一九五六年控制数字为一六一○台。地方工厂一九五五年预计生产八七台，一九五六年控制数字为一四○台（都不是专业的铣床制造厂）。两者一九五五年预计生产九○六台，一九五六年生产一七五○台，占一九五六年需要量的百分之六十六，今后需要量不断上涨，生产量将更感不足。
上述第一机械部的四个厂中，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的专业方向是立式车床和中重型特殊车床，此类机床的需要量近来亦增加很快，该厂不可能长期兼做铣床。昆明机床厂在交通情况未改善以前，生产大量需要的品种亦是不合宜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和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原有规模很小（每年约只能生产五○○台），厂房条件差，且无扩充余地，故今后只宜用以分别生产较轻型及数量不是最大的“○号”和“一号”铣床。对占铣床需要量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二号”铣床和重量较大的铣床，该两厂长期生产是不适宜的。
地方工厂（主要是上海）目前虽有少数工厂兼做铣床，但规模很小，不宜生产大量需要的铣床。至于合理利用地方机床工厂能力问题，根据第一机械部和第三机械部的通盘研究，准备将一些需要量少而品种多的机床（如台式机床）、中小型普通车床、刃具磨床、金属锯床等交由地方工厂生产，以发挥地方工厂的能力。
另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机床生产量来看，在战时机床需要量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要增加。因此，在和平时期将标准型号大批生产的铣床生产任务交给第二机械部承担也是不适宜的。
由于以上情况，要求由现有厂满足不断上涨的铣床需要量是不可能的。第一机械部建议恢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削减的北京新铣床厂项目（由于当时对需要量估计不足和投资不够分配，且因近沿海地区而削减），规模为二四八○台，一一七四○吨。建厂所需投资共约四五○○万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拟请追加投资三八○○万元。我们同意一机部仍在北京建设铣床厂的意见，因为厂址原已选定，初步设计已有，建设进度快，而北京工业仍然不够，铣床厂比较精密，可与北京的科学技术机关配合，如果遇战时也可以迁移。
根据建设需要和削减非生产性建设后的资金可能，我们同意第一机械部提出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追加北京新铣床厂项目，并建议批准提请苏方供给有关高尔基铣床厂的典型工厂设计资料及有关生产的工艺资料。为了及时满足国家对铣床的需要，我们建议将该厂的建设进度由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提前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
此外，第一机械部报告附件中提到准备于一九五九年起北京第一机床厂将不再生产铣床，对这一意见我们认为应当慎重考虑。目前该厂厂房确为简陋，但在新厂未建成前，该厂仍须担负不少任务，即使新厂建成并投入生产，该厂仍应生产小型铣床，使新厂产品品种不致过于复杂。同时，在编制新厂的设计时，应当考虑新厂的铸工车间除供应本厂所需铸件外，应当统一供应北京第一、第二两个机床厂所需的铸件，以便充分发挥这两个厂的生产能力。
国家计委申请批准将武汉重型工具机厂一次建成的报告
（1955年12月22日）
武汉重型工具机厂系一五六项目中的新建项目，原规定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九年分两期建成：第一期于一九五七年建成并投入生产；第二期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建成，其工程内容仅为第二机械加工装配厂房一项。该厂的扩大初步设计业经在北京审查并于本年十月十一日由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
据第一机械工业部报告称：在这次审查设计和具体安排建厂总进度时，考虑了配合第二个五年机床工业发展，感到有必要将该厂由两期并成一期于一九五八年建成，其理由如下：（1）一次建成可以缩短建厂期限，减轻第二个五年初期的建设任务；（2）可以减少因二次施工而形成的土建施工中断所造成的浪费；（3）由于一次建成就可以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机械加工装配厂房内进行试造与掌握中型锻压机械的生产（据专家谈该厂之设备完全可以生产锻压机械），给第二〔个〕五年初期新建的中型锻压机厂提前做好生产准备，使其能在建成后迅速发挥效率，加速解决锻压机械的薄弱局面。
从设计、施工和设备等方面亦皆有可能使该厂在一九五八年前一次建成：（1）与国外初步谈定第一期施工的图纸可于一九五六年三至七月交完。原定第二期施工之第二机械加工装配厂房的图纸由于是第一厂房设计之重复利用因而也可于一九五六年内交付；（2）第二机械加工装配厂房内所需的国外供应设备苏联机床部对外联络司副司长雅罕多夫同志曾表示可设法提前供应；（3）中建部已同意于一九五七年前保证完成第一期工程；由于第二厂房的结构与面积是与第一厂房相同的，因此可将第一厂房的施工力量转而建筑第二厂房，不必另增力量。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同意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意见将武汉重型工具机厂改为一次建设于一九五八年建成。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约需增加投资一五八○万元。兹代拟致驻苏商务参赞处与苏联方洽商提前供应第二机械加工装配厂房内所需国外交付的设备的电稿请批发。
毛泽东：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
（1956年1月30日）
一
此件[38]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
毛泽东
一月卅日
二
刘、周、陈、小平、彭真阅，尚昆存。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苏联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到各地传授先进经验的情况报告
（1956年7月18日）
应我国10个产业工会的邀请，前来我国传授先进经验的各代表团的63位苏联先进生产者自4月3日起陆续到达北京，参加了各产业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五一”以前，他们分15路在全国17个城市作报告、举行座谈和表演。“五一”期间，他们参加了“五一”观礼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5月中旬以后，他们又分25路去全国25个城市继续进行传授先进经验的活动。他们已在6月22日以前陆续回国。
这次邀请苏联先进生产者来中国传授经验，得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重视和真诚帮助。苏联先进生产者在谈话中认为，这是中苏两国工人友好合作的新形式——直接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他们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满足我们的要求。派来的代表团的成员都是苏联各产业第一流人物和各工种的能手。
各代表团在中国传授经验期间热情谦虚，同时也认真学习我国的经验。他们传授的先进经验，对于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改进企业管理和群众政治工作等都有很大的帮助，解决了有些企业长期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直接操作表演方面，效果更是明显。如炼铜方面，根据总工长安库基诺夫的建议和经验，改进了操作方法，每炉炼铜时间上海缩短了4小时17分，重庆缩短了10小时42分，沈阳缩短了14小时13分。煤矿方面，根据井筒掘进工沙罗瓦托夫的建议，在井壁上做了3道防水圈，使水减少了90%以上，解决了井筒的淋头水问题。锻造方面，根据柯瓦连科的建议，把原来要由4个人抬的大铁钳改为1个人即能操作的包钳，不但大大减轻了体力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更为安全。有些工厂的工人对于买来已有4年的机床不会使用，这次才学会。这次传授经验最大的收获，是大多数产业都组织了专人学习，留下了种子，成为今后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骨干。
实践证明，这一活动方式对于加强中苏两国工人阶级的友好合作，对我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特别是直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我们的生产，都是正确而有效的方式。
各代表团回国之前，在全总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坦率地发表了意见。最普遍的有：
一、认为我们自己有许多先进经验没有很好地推广。因此这个城市已解决了的问题，在别的城市仍未解决。如机械厂的翻砂部门，上海的经验就没有向天津推广。还有同一城市的厂与厂之间，甚至同一厂的车间与车间之间，都没有很好地交流经验。
二、机构庞大，人员过多。杭州市全市有122辆公共汽车，职工就有700多人。上海也如此。他们反映：“不管哪一个办公室，一看都是十多个人。这些人都在写，都很忙。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需要不需要写。虽然有那么多人在写，但是工人的工作指标却没有写出来。”
三、对工人的安全和生活注意得不够。如建筑方面，砌砖工人的脚手架才30—40公分宽，抹灰工人的脚手架更窄。工人在上面操作要经常顾虑到自己的安全，就不能聚精会神地去工作。他们反映：“工人好像马戏班的演员。”
煤矿矿长谢辽金说：“我到一个先进生产者家里做客，他同老婆和一个孩子住着一间房子。房子到处是窟窿，假如矿长对工人关心，找个瓦匠抹一抹就可解决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
现在各代表团都已经回国，我们应当把已得的成绩巩固和推广。目前要做的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各工业部和产业工会应当把苏联先进生产者在各地所传授的经验加以仔细地研究和总结，根据实际情况，订出在全国推广的具体措施。
二、苏联先进生产者同许多厂矿的工人都交换了通讯处，他们表示今后愿意继续以通信方式交流资料和经验。各产业工会和各工业部门应当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一工作，以免混乱。
三、向苏联工人直接学习先进经验仅仅是开始，而其他兄弟国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各产业工会和各工业部门应当很好地总结这次经验。根据我们的需要，研究今后再请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生产者来我国传授先进经验。同时，苏联同志已表示也要请我们的先进工人去苏表演，各单位应当事先作充分准备，以免陷于被动。
以上报告，请审阅批示。
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6年9月13日）
一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九时半
二
周总理：
你的报告[39]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三
在这里，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40]
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41]
（1956年9月16日）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方针和指标，在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都已经提到了。这里，我只扼要地说明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
（一）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
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因此，合理地解决资金积累和资金分配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将有可能比第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很落后，农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多的和过快的增长，但是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积累的总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会有比较多的增加。
在解决了资金积累的问题以后，还必须解决资金分配的问题。考虑到目前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已经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降低国家预算中的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而提高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的比重。第一个五年国防和行政的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第二个五年应该争取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从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分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应该保证工业和农业能够得到较高速度的发展。在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七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左右。此外，还应该注意安排运输和邮电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和保健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商业部门等的投资，使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适当的安排。第一个五年由于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在执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考虑到第二个五年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要感到不足，我们认为，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但是，由于某些轻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经过改组安排以后，有可能进一步地增加生产，手工业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也将进一步增加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因此，我们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
（二）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
关于基本建设，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加强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
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是建立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主要环节之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器和成套设备都还不能够制造，这种状况使我国建设所需要的机器和设备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特别是发展我们所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设备、重型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等制造业，是今后工业建设的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机器设备的自给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冶金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也是困难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的钢材大约只占国内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许多特殊品种的钢材，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要依靠进口解决。因此，努力发展冶金工业，是今后工业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我们应该争取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钢材和主要的有色金属的数量和品种，都能够基本上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需要。
在重工业各部门中，不仅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需要努力发展，而且还有许多薄弱的环节需要加强，许多空白需要补足，例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炼，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应该当作我们进行建设的重要方面，给以足够的注意。
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的新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第二，关于生产力分布问题。
为了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加强内地工业的新建设，也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进行华中和内蒙古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设，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并且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
同时，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和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基础的支援。可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我们充分利用并且加强近海地区的工业基础，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内地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的时候，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的来源、产品的销售、生产的技术和运输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
在工业地点的分布问题上，不论是内地的工业或者近海地区的工业，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适当分散，又要互相配合，反对过分集中和互不联系的两种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分布，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市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为此，应该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
第三，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结合问题。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开工建设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的许多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是组成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骨干。但是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还必须建设许多中、小型企业，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增产更多的工业品，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有人认为，建设大型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合理，因此应该多建大型企业而少建中、小型企业。又有人认为，建设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时间较短，发挥投资的效果较快，因此应该多建中、小型企业而少建大型企业。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工业部门和在某种条件下，建设大型企业是合理的，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和在另一种条件下，建设中、小型企业就比较合理。在每一类企业中，一般地说都应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作为骨干，又应该有许多中、小型的企业来配合。
为了使企业的建设更加合理起见，凡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分期建设的大型企业，可以考虑分期建设；凡是资源有余并且有其他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进行全面规划，为以后的发展预做准备。同时，在规划中、小型企业同大型企业相配合的时候，应该首先利用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原有中、小型企业以及手工业，以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
（三）发展工业生产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在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原计划，工业总产值应该增长一倍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所以有可能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是因为：投入生产的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将会增加，大多数原有企业将采取增产的技术措施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公私合营企业将要完成经济改组并且基本上实现国有化，手工业除了少数的以外，将完成合作化，同时，农业发展也有可能保持较高的速度。
关于发展工业生产，我在这里只说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发挥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问题。
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按照大体的计算，到一九五七年，由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的，将占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到一九六二年，由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内完工的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的，将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因此，加强组织工作，充分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对发展工业生产有重要的意义。
新建和改建的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从开工生产到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是要有一段时间让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机器和设备的性能、熟悉工艺过程的；但是，只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工人和职员的劳动热情和智慧，这个时间是可以缩短的，而且，设计文件上所规定的企业的生产能力，有些是可以超过的。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的统计，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陆续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一百四十一个工业建设单位中，已经提前达到并且超过设计能力的就有三十个，可以提前达到设计能力的有三十三个，可以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有七十一个，不能按期达到设计能力的只有七个。这就是说，大约有接近半数的企业，可以缩短时间而提前达到设计能力。在这方面的例子有：改建的沈阳风动工具厂，原估计要四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设计能力，实际上建成的第二年就达到了，预计一九五七年的生产量有可能超过设计能力一倍以上；新建的抚顺铝厂，在一九五五年初正式投入生产，当年的产量已经达到它的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左右。可见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有很大的生产潜力。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潜力，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生产准备工作，特别是人员培养、技术准备、组织协作和原材料供应等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研究、总结和推广。
但是绝不能够说，有了新建和改建的企业，我们就可以不注意原有企业的生产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有企业生产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许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还需要依靠原有企业的协作和支援。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分别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一部分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改建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对另一部分企业进行调整和增添某些设备，对其余的企业继续改善经营管理，以进一步发挥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
第二，关于推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推进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可能条件，逐步地和分别地解决，不能盲目从事和勉强进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原有的综合性工厂的作用，使它们的生产适应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机器制造工业中，开始按照产品种类建立了一些专业分工的工厂，同时调整了一些原来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机器厂，使这些企业初步地走上了专业化，这都是完全必要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除了应该新建一些专业化的工厂以外，对于各类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应该对它们的产品方案进行合理的安排，既要避免产品种类过于复杂的缺点，又要避免不适当地追求专业化的偏向。对于原有企业，我们一方面应该适当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案，使生产比较合理；另一方面仍旧应该保留一部分综合性工厂。对于大部分公私合营的企业，我们应该让它们继续保留原有的产品种类，以适应社会多种多样的要求，并且适应国营企业对协作的需要。在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工业城市内，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组织某些锻件、铸件和标准件的专业生产。在推进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过程中，应该防止产品种类减少的偏向。
随着工业生产逐步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协作任务也就越加繁重和越加复杂。这就必须进一步纠正那种只愿单干不愿协作的思想。凡是必须协作和可以协作的企业，应该在年度计划中规定具体的协作任务和订立协作合同。
第三，关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问题。
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某些轻工业产品质量不高和品种不多，已经成为当前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并且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有疑问，我们很多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品种是不断增加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工业产品都如此，甚至某些产品质量在不断下降，品种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必须大力加以纠正。
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缘故，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我们就没有可能来提高我国工业品的质量和增加工业品的品种，更不能够以此作为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借口。我们有些工业部门，对产品质量和产品品种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有效的措施；在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时候，常常偏重于检查产量计划完成的情况，而忽视检查质量计划和新种类产品生产计划完成的情况；产量超过计划有奖励，质量提高了和种类增加了却得不到奖励。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当前工业产品质量低和品种少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工厂所生产的成品，过去由商业部门包购包销；质量好的和质量不好的、新产品和旧产品都是一个价格，或者价格相差很少。这些制度和办法，也都助长了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和产品品种的偏向。因此，在当前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个工业部门，应该制定出工业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地组织产品设计的力量和加强对新产品设计和试制工作的领导，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改善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实行产品质量奖励制度；特别是应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而努力。同时，商业部门应该逐步地实行某些商品的选购制度和按质分等论价的办法。
［下略］
周恩来：争取外援，但不依赖[42]
（1956年10月11日）
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如果苏联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过去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有完全依靠苏联的想法，在党外朋友中这种思想也发展了。我们要靠自己，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当然很好，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说，并不是不尊重苏联，不团结苏联。苏联的帮助是重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人民，这和尊重、团结苏联是两回事。有时我们的一些同志把苏联的帮助说成是决定的条件，这是不对的。
关于苏联的帮助，我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有时帮助的方法有毛病，他们也有主观主义。批判斯大林不能不对苏联的领导群发生影响。苏联有些同志可能已有自觉，有些同志可能还没有自觉，我们旁观者清。我们向苏联提出五十五个援助项目的要求是带有试探性的。苏联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需要各国党的支持，结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就答应了，现在一算又搞不了，不给也不好说，只好提出推迟时间。这次去苏联谈判，他们正开经济协作会议，苏联领导着眼于自己方面，东欧国家可以搞的，苏联就想少搞一些。这也影响到我们，苏联也让我们少搞一点机械等等。因此，现在答应下来的一百零九项也还会有变动。苏联同志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斯大林过去倒讲过这样的话。他对毛主席说，你们各种工业部门都要搞起来，要担负起保卫东方的责任。苏联帮助我们，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互利的。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就是为了自己。赫鲁晓夫虽然有时粗鲁，但这些话说得很好，很直爽。我们应该把苏联的主观、客观条件都分析一下。
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苏联现在也有困难，过去有些不该答应的答应了，有些项目推迟了，有时还有在某些方面留一手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还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考虑苏联的困难。他们有缺点，那是要改的，我们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同意苏联来信的原则，但我们可以作一些调整。苏联来信中说，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设备，那我们就要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苏联答应给我们的，还有些不是最先进的独一无二的，我们提出来，他就得考虑，但也要准备他不给。不给，也不要泄气，我们自己搞。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汇报（节录）
（1956年）
丁，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建设单位预计完成情况的分析：
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建设单位原为156个，1956年4月7日中苏协定又增加49个（协定中共为55项，但其中包括非工业项目的研究所3个，原为156项的兰州、鄠县电站的第二期2个，国防工业的重复项目1个），实际共为205个建设单位。
原计划在5年内进行建设的为145个，建成的为45个；预计在5年内进行建设的为179个，建成的为65个。1956年4月7日中苏协定增加的49个建设单位中，有34个要在1957年开工建设。在原计划的145个中，增加了3个（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减少了3个（城子河立井、城子河洗煤厂、潞安洗煤厂）。
按照建设进度看，原计划在5年内建设的145个建设单位中，有35个可以按原计划完成或提前完成；有10个不能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作量，即煤炭部的4个煤井（峰峰通顺立井、潞安王庄一立井、铜川王石凹立井与平顶山二立井）和2个洗煤厂（双鸭山、峰峰中央洗煤厂），石油部的1个厂（抚顺石油二厂）、重工业部的3个建设单位（鞍钢的二连轧、半连续轨板厂和冷拔钢管厂、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有的是因国外设计推迟，有的是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修改设计，有的是因为地质勘探落后或因矿石成分复杂而影响设计进度。
在上述10个建设单位中，峰峰通顺立井、潞安王庄一立井、铜川王石凹立井、双鸭山洗煤厂等4个建设单位，虽完不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作量，但预计仍可在第二个五年原定时间内建成。其余各项，则由于完不成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作量，其建成时间亦须相应地推迟。
毛泽东：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43]
（1957年4月27日）
陈云同志：
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修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两国协议的报告（节录）
（1957年8月14日）
恩来同志并报中央：
关于我们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两国协议的修改问题和一九五八年设备分交项目问题的商谈已经结束。关于一九五八年设备分交项目问题的谈判结果已于六月八日报告国务院，现在我国设备分交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具体谈判。在北京关于修改两国协议问题的商谈中，苏方完全同意我们五月二日给总理报告中所提出的“勤俭建国，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基本上按照我方愿望同意撤销了一批项目，又同意缩小了建设规模和推迟了建设进度的一批项目。谈判结果双方已拟就议定书草案及四个附件。现将其主要内容报告于后：
截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协议的建设项目共二百五十五项，其中工业部门的项目共二百四十四项（五月二日给总理报告中为二百四十一项，由于有两个煤矿附洗煤厂原只算作两项，为了与苏方算法取得一致现算作四项，并增列了一个高压输电线工程），非工业项目十一项（五月二日报告中为九项，这次增列了一九五七年三月换文的北京—天津铁路自动闭塞及丰台—沙城铁路调度集中两项）；以上工业及非工业项目除去重复计算的十三个项目、早经双方同意撤销的十个项目及预计一九五七年底可建成的六十三个项目（合计八十六个项目）外留待第二个五年继续建设或需修改协议的共计一百六十九个项目（在五月二日给总理的报告中为一百五十九项，现将两次报告中所列项目的差别在本报告的附注中说明），这一百六十九个项目在议定书草案中作如下处理：
（一）按原协议的规模和进度建设不变的计二十八项。这些项目凡设计可以改由我国进行的将改由国内自行设计，凡设备能由我国自行制造的在分交时皆尽量留国内自行制造。
（二）撤销的（即解除苏方承担的设计和设备供应义务的）五十一项，在这五十一项中约有十项将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设备（为着培养提高我国自己的设计和制造设备的能力，节省外汇和投资），在议定书第二条规定苏方将根据我国的请求对这些项目的建设给予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进行设计的鉴定、进行研究工作等项技术援助。其余的四十一项由于各种原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不建设。停建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地质状况不明或地质状况发生了变化（如煤矿），或者是由于规模和投资过大，改为建一些小型的厂矿来代替或组织现有工厂来生产（如有机合成厂、塑料厂等），或者是根据平衡结果和我国经济状况暂不需要建设（如第二汽车厂、小型拖拉机厂等）。
（三）缩小规模和推迟建设进度（推迟半年至三年）的共有九十个项目，其中缩小规模的九项，推迟建设进度的五十二项，既缩小规模又推迟进度的二十九项。
一九五五年以前签订协议的项目（即一百五十六项）改变较少，共撤销了十七项；一九五五年以后协议的项目（即一九五六年四月签订的五十五项和一九五六年九月签订的十二项）改变的则较多，共撤销了三十二项（非工业部门撤销二项不在内）。分部门来看，第二机械部、第一机械部和煤炭部的项目改变较多，其他部门改变较少。
经过改变后，第一个五年中苏协议苏联援助我国的二百五十五个项目中，除了撤回自行建设的十个项目、根本取消不建设的四十一个项目及重复计算及早经双方同意撤销的二十三个项目外，尚保留一百八十一项（即第一个五年内建成的六十三项，第二个五年建设的一百一十八项，其中规模和进度都未改变的只有二十八项）。
［中略］
根据苏方初步计算，苏联援助我国的二百五十五个项目，全部设备共需外汇八十五亿卢布，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已付三十一亿卢布，留待第二个五年支付的五十四亿卢布，经过这次变动之后将减少二十六亿卢布，即全部外汇减为五十九亿卢布，第二个五年外汇减为二十八亿卢布，分年数字为一九五八年八亿卢布，一九五九年七点五亿卢布，一九六○年六点六亿卢布，一九六一年四点五亿卢布，一九六二年一点四亿卢布。
苏联项目全部投资原计算为二百八十亿元，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已用九十亿元，留到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的一百九十亿元，经过改变之后将减少八十亿元，即全部投资减为二百亿元，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投资约为一百一十亿元。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和计委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问题的初步结果来看，上述变动是必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在草拟中，建设规模尚不能肯定，但是上述保留下来的项目，大部分是已在建设或已交了设备而不能改变的，小部分是从今天考虑必要建设的，也就是说，不管第二个五年建设规模如何，大体上这批保留下来的项目不会有很大改变；即使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好发现投资和外汇不足必须缩减或推迟某些项目时，尚可在年度设备分交中修改议定书中所规定的设备供应范围和期限（议定书第四条已有此规定）。另一方面，虽然苏联项目撤销推迟甚多，但对于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不致发生重大影响；将来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如发现必须增加某些项目时，仍可提请苏联帮助设计（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提的项目尚未确定）或自行设计。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建议批准这个文件。
在这次修改协议中，有八十一项推迟了设备交付时间。推迟的原因或是由于我方交付基础资料和设计进度的拖延不得不推迟设备交付时间；或是由于设备交付的实际执行结果已经拖迟了，为了承认既成事实不得不修改协议；或是根据我国的需要和投资、外汇的可能，有意地推迟了若干项目的设备供应时间。此外，有若干项目我方是不愿推迟时间的，但是由于苏方设备制造和供应能力的限制，他们这次也提出改变协议推迟一些设备交付时间。关于这类项目在谈判中我们曾提出我方意见，希望不要推迟。据阿尔希波夫同志解释，苏方这次提出的设备交付时间是根据苏方制造的最大可能性，即使按照我方愿望将进度提前列入协议，也不能实现，建议我们不要再要求提前。根据过去历次关于提前设备交付时间问题的交涉结果和根据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外汇平衡状况来看，我们认为再争是不必要的，因此基本按照苏方所提出的进度列入了协议。
一九五八年的设备分交谈判已在进行，必须有一个协议的项目和根据，我们已与苏方口头商定：一九五八年设备分交和当前设计工作，暂按照这次双方议定的议定书草案进行。苏方表示如果我国不能于最近期间正式批准这个议定书时，则希望以我国政府名义给他们一个信件，提出修改中苏协议的请求，以便于双方根据议定书草案进行工作，兹代拟信稿一份，一并呈阅。
中共中央批准计委党组关于修改中苏两国经济协议的两个报告
（1957年9月18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
八月十四日关于修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两国协议的报告和关于国防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建项目和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苏协议建设项目变化情况的报告，均悉。上述两个报告的原则已经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过，现在这两个报告又已经国务院九月四日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的意见，并且批准根据这两个报告内容由中、苏双方专家商定的议定书草案及其四个附件。恩来同志已于八月二十六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请苏联政府对议定书草案予以考虑，待苏方答复后，再由国务院指定代表同苏方签字。
附表：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项目
单位：个
李富春：伟大的榜样——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1957年11月5日）
苏联建国以来四十年的历史，用光辉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俄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强国。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列宁确定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集体化，进行文化革命等等，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彻底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现在正在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从一九一七年到现在，苏联的工业有了极强大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一三年，工业总产量增长了三十二倍，其中生产资料工业增长了七十三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增长了将近二百倍。在这期间，苏联的农业在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一三年，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扩大了50%以上，粮食和技术作物的总产量都很大地提高了。苏联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技术装备方面，都已经居于世界各国的前列。最近苏联成功地发射人造卫星，证明苏联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攀登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且大家都可以懂得，如果不计算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年份，苏联把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到如此高度，不过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而且给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使一切现在还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为神圣的世界和平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苏联向全人类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要胜利。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现今世界上最全面最丰富和最先进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可循，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光辉道路前进。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在解放以后恢复国民经济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向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今后的建设中，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向苏联学习。
我们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改变为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及高度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苏联的经验对我们有极大的用处。认真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就使我们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取得较大的成就。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应该继续这样做。
苏联的经验证明，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地和彻底地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战胜资本主义，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国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一九五六年的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高潮，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过去的历次运动，主要是今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也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无论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全部结束，特别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能最后地巩固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部胜利和巩固，又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是建立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基础。
为了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积极地推进经济建设事业。在建设工作中，应该根据我国人口多，农村人口占绝大比重，已耕地和可耕地比较少，原来经济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以及国家幅员大，资源丰富等情况，来确定我们建设的方针。首先应当从六亿人口出发，对生产、建设、劳动和民生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应该继续使重工业得到优先的发展，因为没有发达的重工业，就不能实现工业的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我们必须在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密切结合，以收互相促进之效。在一切建设事业中，我们应该全面地持久地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还应该努力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组织起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强大队伍。这些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给予了最大的支援和帮助。除了经验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以外，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国设计了二百零五项重大的工业骨干工程（其中已经开始施工的有一百三十一项），供应了大量的金属材料和成套的近代机器设备，并且派遣了大批优秀的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的建设工作。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能够取得迅速而巨大的成就，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特别是同苏联这种全面的和系统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衷心地感谢苏联对我国兄弟般的援助。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在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各个方面的互助合作和亲密结合。
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光辉永远照耀全人类。
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44]
（1957年12月7日）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并且代表国务院热烈祝贺大会的成功。
依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努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事实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某些重要任务和某些重要指标，如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工业总产值，铁路和公路的运输量等等，在1956年，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6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在1957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根据初步预计，到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将超过五年计划17%左右；农副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的总产量都将达到五年计划的指标，并略有超过；各种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将超过五年计划14%以上，其中铁路货运量将超过11%以上；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即基本建设工程总量，将超过五年计划13%以上，其中工业基本建设将超过7%左右，农业、水利、林业基本建设将超过53.7%，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将超过12%；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也都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由于绝大多数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1956年，经过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底，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65.5%，合作社经济占2%，公私合营经济占32.5%。在农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约占1%多一点，合作社经济将近占94%，个体经济约占5%。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中，国营经济占38.5%，供销合作社经济占29.9%，公私合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起来合作经营的小商贩）占28.6%，私营经济占3%。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确立了巩固的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个体经济已经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起来。
接着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在1957年又通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个伟大的运动，开展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更加巩固了，任何敌人也不可能阻止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预计为四百八十四亿九千万元，其中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预计为二百七十三亿八千万元，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八百二十多个，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全部建成的约有四百五十个，其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的有五十七个（此外还有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十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计划为二千三百多个，在计划执行中有了很多增加，并且绝大部分都可以在今年年底建成。由于上述建设的完成，1957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额将比1952年增长一倍以上。工业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进行，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工业生产能力，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的新工业部门，改变了我国过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所造成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态，使我国变成为一个具有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的国家。我国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上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也都已经大为加强，同时，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新的工业区正在形成，在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也开始了部分的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在进行大规模新工业建设的同时，我国原有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有了很大发挥，因而使我国工业总产值到1957年底将比1952年增长130%。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60%以上，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80%以上，而当第一个五年内开工建设的重大企业在第二个五年内全部建设完工并且发挥生产能力的时候，我国的机器设备和金属材料的自给能力将会有更多的提高。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项基本方针，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五年内，我国的生产资料工业产值增长了两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24%以上。主要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钢31%，电力21%，煤14%，石油27%，机器制造（以全部产值计）33%，水泥18%。我国的钢产量在1957年预计将达到五百二十四万吨，比1952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将近二点九倍，比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九十二万吨增长了四点七倍；我国第一个五年合计的钢产量将达到一千六百五十六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共四十九年间钢的总产量七百六十万吨的218%。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轻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消费资料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80%左右，其中棉布产量增长了30%，食糖产量增长了87%，机制纸产量增长了139%。
我国在积极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推进了农业、林业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改变了几千年来个体农业分散经营的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条件，从而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之后，我国农村中的增产运动也就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于农业、水利和林业方面的拨款达到七十五亿元以上，农业贷款净额有二十九亿元，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水利方面，我们已经着手根治淮河，开始治理黄河，并且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国家支援下，五年内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一千多万亩，等于我国到1952年止几千年开发的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的60%。增加的耕地面积达六千多万亩。在五年中间，虽然在1954年和1956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 1953年和1957年也有不小的自然灾害，但是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还是逐年有所增加的。在1957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大豆）预计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了六百一十多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预计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比1952年增加了六百七十多万担，其他各种作物的产量和牲畜的数量都有了增加。由于农业的发展，五年内虽然我国的人口增加了六千多万人，但是我国仍然保证了粮食的自给，并且基本上保证了轻工业原料的自给。
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了八千五百公里的铁路和七万多公里的公路，交通部新增加船舶四十一万载重吨，新建和加挂长途电报、电话线路十一万多公里，并且改善了原有的各种交通运输的设备，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四十四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二十五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达到七十四万多人，比1952年增加了三十六万人；普通中学和工农中学在校学生数达到五百九十五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三百四十五万人；小学在校学生数达到六千七百多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一千六百多万人。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约增加了四千多人。报刊和图书的出版量，广播的发射电力，影片的摄制量，分别增长了50%以上到一倍以上，其他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成绩也是很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二十七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达到八十四万多人，对于解决我国科学技术人才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我国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了，技术力量也壮大起来了，1957年我国产业职工的总数比1952年约增加了八百万人，其中中等以上的技术人员总数增加了六十多万人。大部分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由于努力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经过大规模建设的实际锻炼，普遍地提高了技术水平。现在，一般的大中型企业，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矿、电站、炼油厂、机器制造工厂和化学工厂等，以及铁路、水利等工程，除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和技术条件要求很高的以外，都可以自己进行设计和进行建设了。党和国家机关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减少错误和少走弯路。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五年内我国在改善职工生活中，在扩大就业面、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保险和福利、奖金制度、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赖若愚同志的报告中已详细讲了。在改善职工生活方面，我们已经做了的，是在我国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这在旧中国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五年内，我国农民的总收入大约提高了30%。全国每人平均的物质消费量，除猪肉一项没有什么增加以外，其他各种消费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时进行和互相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第二，不论生产或者建设，也不论经济或者文化，都是在原来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在比较充分地利用、改造原有企业的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的。第三，是在兼顾建设和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发展的，是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物质生活相结合下进行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这些特点，已经充分表现了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充分地表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全国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这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坚决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今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人民就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经济情况系统研究不够，因此在工作中也就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对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某些方面、某些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得不尽适当，在计划指标的年度之间的安排上也有不够衔接的地方，同时在建设事业方面贯彻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都还不够。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进行具体分析，总结经验，并且彻底改正。但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无疑是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是由于：在国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依靠了工人阶级，团结了全国人民，发挥了积极因素；在国外，我们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并且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这种成就证明了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援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依靠勇敢、勤劳并且富有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依靠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前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我国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而且，我们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决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而只要几十年的时间就行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人民有理由满怀信心地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迎接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现在我再说一说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针。
如前所说，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处在过渡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上，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因而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目前还缺乏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我们虽然在1957年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可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最后解决。我们面临着从经济上和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严重任务，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除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以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主要的就是要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完成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算起，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原来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的大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很高的速度。
当我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进一步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国就有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根据大体计算，我国到1972年，钢的产量有可能达到四千万吨左右，即比1957年的产量增长六点六倍左右。英国在1956年钢的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一百万吨左右，但是根据英国工业发展速度慢，资源有限和市场难以扩大甚至日益缩小的情况，即使抛开他必然要发生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不说，他在1972年钢的产量也不易达到我国同年的水平。而在煤炭、机床、水泥、化学肥料等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十五年后我国肯定能够超过英国的水平。在十五年后把我国的工业从现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改变为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状况，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个伟大的光荣的而且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呢？为什么我们又能够在今后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呢？(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给了我们这样充分的可能性。
第一，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八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今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全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正在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国家机关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大力的〈地〉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第二，我国拥有大量的人口，不仅有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更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使我国具有最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需要的不断增加和大量增加就提供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大量地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我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低，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国是一“穷”二“白”。改变“穷”和“白”，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正因为我们“穷”和“白”，所以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要革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志气、有劲头，能够勤劳勇敢，能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根据现在已经初步查明的情况，我国的黑色金属、某些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物的储藏量都是很多的，例如，我国初步掌握的还不完全的矿产的远景储量，铁矿石有一百二十亿吨以上，煤有一万亿吨以上，我国又是世界上几个水力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工业的发展。我国也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农业的发展。
第四，我国有建国已经四十年的强大的苏联的支援，还有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同时，他们的宝贵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使我们有可能加速建设的进度。
第五，我们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兄弟国家的帮助下，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直接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缩短以至避开摸索的过程。
第六，最根本的条件，还在于我国有久经锻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能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国的工人阶级勇敢、勤劳和富于革命传统，我国的农民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勤劳俭朴，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或者正在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正在成长，因而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是不会不遇到困难的，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底子穷，在一个时期内财力、物力的增长，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够，工作中发生某些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只要我们动员一切积极的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发掘一切潜在的力量，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对于我国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对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估计不足，或者不积极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都是错误的。
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生产建设事业，始终是采取积极的促进的态度，反对消极的保守的态度。党中央在1955年冬季就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1956年又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两个方针是密切联系的，只有用勤俭的精神来办企业、办合作社、办学校、办其他一切事业，我们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证明，我们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把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并且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可以建设得多一些和快一些。应当指出，在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的时候，必须抓住重点，不能百废俱兴，齐头并进。如果各种事业都要又多又快，把那些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也办起来，把那些可花可不花的钱也花掉，那我们就不能够使重点事业办得又多又快，我们也就不能够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因此，无论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各部门，或者是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无论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或者是地方管理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工作中都应当坚持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并且抓住重点，真正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久就要开始了。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还没有最后确定，因此我现在不能向同志们报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而只能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的原则，说一说有关任务和方针的一些问题。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建设方针，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都做了规定，这些，仍然是我们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主要依靠的原则。由于“八大”到现在经过了两个年度计划的实践，我们对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建设工作的经验，在认识上又深入了一步，因此，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指标的安排，必须做一些调整。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使重工业得到优先的发展，以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也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农业的建设，使整个农业生产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以便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重工业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有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我国的重工业虽然在第一个五年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我国重工业目前的生产量，不仅比苏联和美国落后得多，也比英国、西德和日本等国家落后，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同样地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轻工业的落后是由于农业和重工业不能提供更多的原料。而农业在合作化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由重工业提供比较充足的化学肥料、农业机械、水利机械、运输机械、动力、燃料和建筑材料，逐步地进行技术改造。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更直接有赖于重工业提供大量的设备、材料和燃料。可见，我国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重工业的发展。没有比较发达的重工业，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同样不能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必须使重工业继续高速度地发展，总产量增长一倍以上；并且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必须使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为农业服务的部分发展得快一些。到1962年，我们应当争取钢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左右，煤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万吨左右，发电量达到四百四十亿度左右，化学肥料产量达到七百万吨左右，水泥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左右，农业机械的产量将根据实际需要有大量的增加。这些产品的产量都达到了或者超过了党的“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的指标。至于原油和机床的产量，前者由于目前资源条件的限制，后者由于需要减少的限制，将比“八大”建议提出的指标降低一些，但是如果条件变化，将尽可能提高生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说明，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农民用了很大的力量推进了农业的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外，国家还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增加了农业机械、水利机械、化学肥料和动力的供应，同时，在积聚肥料、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改良耕作制度、推广先进技术经验、精耕细作、推广良种、增加高产作物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广大农民在国家的支援下，进行了极其浩繁的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因而使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等作物产量达到了计划指标，并且略有超过，避免了农业同工业脱节的危险。但是，由于我国的自然灾害严重，耕地不足，农业技术还落后，限制了农业的更快发展。同迅速发展的工业相比较，同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农业还显得落后了一步。近年以来人民必需的某些生活消费品的供应情况有些紧张，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发展还比较慢。
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1957年，即是说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业已经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在工业农业总产值中还占将近一半，在工业农业净产值（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中还占将近三分之二。同时，我国人口很多，生活消费品的需要量很大，而农村人口又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不仅是人民衣食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农业发展的快慢，农业的丰收或者欠收，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快慢，影响着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影响到国家和合作社的积累。我们要改变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不仅要积极发展工业，而且要积极发展农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根据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技术措施，以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辅之以可能条件下的开荒，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2年，我们必须争取全国的粮食产量不低于四千八百亿斤，即比1957年增加一千一百亿斤以上；棉花产量不低于四千三百万担，即比1957年增加一千万担以上；猪的头数不低于二亿二千万头，即比1957年增加一亿头左右。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将采取如下一些重大措施：（1）增加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的投资。同时，农业合作社应当把增加的积累的大部分用之于发展农业生产。（2）有计划地整治为害严重的河流，广泛开展小型的农田水利，减少水涝灾害，增加灌溉面积。（3）努力增加化学肥料的供应，同时广泛开展农村中的积肥造肥运动，以提高农田的施肥量。（4）增加适合于我国各地农业发展需要的各种机械的供应，努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技术经验。（5）尽可能增加复种面积。（6）努力改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7）发展山区交通，大力开发山区，并且努力保持水土。（8）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开垦荒地。
我们认为：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应当包括工业和农业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的内容在内。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适当调整重工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发展关系。
加速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部门和全国农民的任务，而且是工业、运输业、商业、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各部门和全国职工的任务，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因为有了农业的大发展，就有工业的大发展，也就有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各部门的职工同志们，应当为农业发展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支援农业，支援农民，保证在今后十年内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要求。
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我们还必须贯彻执行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面临着更大规模的建设任务，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还落后，因此就常常遇到资金问题，物资问题，技术干部问题，就业问题，就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的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尤其应当注意做到全面照顾，全面安排。除了解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以外，还必须相应地注意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和那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拿国民收入的分配来说，我们应当既照顾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既照顾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又适当满足国家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需要；既照顾地方重点建设的需要，又适当满足中央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生活方面，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应当统一安排，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过分悬殊。总之，对于生产、建设、劳动和民生等各项问题的安排，都要求从整体观点和全局观点出发，去掉本位主义观点和局部观点。在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方面保证六亿人民有吃有穿，逐步地做到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一方面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也正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同志们，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个规模更加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高潮正在形成。在这个高潮中间，我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要发挥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团结全国人民取得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更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希望各级工会组织进一步联系职工群众，更好地发挥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迅速到来和持久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团结全国人民担当起新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也一定能够胜利地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祝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动员全国职工掀起生产高潮的大会，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更大胜利的大会。
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改建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中苏协定的议定书
（1957年1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根据中国方面关于修改和补充中苏协定，其中包括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和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改建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协定的愿望，议定如下：
第一条
苏联机关对第一号和第二号附件中所列的企业，将按修改后的范围和附件内所规定的期限，完成设计工作和供应设备。
第二条
苏联方面承担的对第三号和第四号附件所列的企业进行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义务即告履行完毕，苏联方面在设计工作部分地完成和设备部分地供应以后，即不再继续履行这项义务。
苏联方面将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通过下列方式就上述企业对中国机关提供技术援助：
提交设计资料：标准设计和重复利用的设计，苏联生产同类产品的工艺文件、规程、设备安装图纸和中国机关完成设计工作所需的其他文件；
对中国机关所完成的设计进行鉴定，并且吸收中国专家参加此项鉴定；
参加研究和勘察工作；
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接受中国专家在苏联企业和机关进行学习和实习；
供应苏联工业生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制造的某些专用设备和稀有设备；
以及提供同设计和建设本条所述企业有关的其他技术援助。
提供上述技术援助的范围、期限和其他条件，由中苏有关机关商定。
第三条
作为对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以及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协定第二条和第三条关于由中国机关完成设计工作的20%—30%和由苏联方面供应设计中所规定的设备的50%—70%的条文的修改，双方规定对上述协定中所列的企业由中国机关和苏联机关完成设计和供应设备的范围由两国机关在进行设计分工和设备分交时按每一企业分别商定。
第四条
中国机关和苏联机关每年根据中国机关或者苏联机关编制的设计文件进行计划年度的设备分交。而且，在必要时，将对协定中所规定的设备供应范围和期限加以调整。
由苏联机关完成的设计中所列的设备的分交议定书，以及就中国机关完成的设计中由苏联供应的设备所商定的订货单，应于交付设备的计划年度开始前6—7个月内办理签订手续。
第五条
对苏联方面即将完全解除或者部分解除完成设计工作和供应设备的义务的企业，中国方面应接受已完成的设计技术文件和已制成或已下料制造而苏联企业又无法利用的设备。
第六条
中国机关和苏联机关将根据本议定书对以前所签订的合同进行修改。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签订于莫斯科市，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全权代表
刘晓（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沙布罗夫（签字）
附件一：
生产规模、设计和设备交付范围、期限有变动的企业一览表
附件二：
生产规模、设计和设备交付的范围和期限有变动的企业一览表（国防工业部分）（略）
附件三：
苏联方面停止执行设计和供应设备义务、设计工作及设备供应部分地完成后不再继续履行此项义务的企业一览表
附件四：
苏联方面停止执行设计和供应设备义务、设计工作部分完成后不再继续履行此项义务的企业一览表（略）
毛泽东：对待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45]
（1958年3月）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自己煮饭，这是好事，警卫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毛泽东：对《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的批语
（1958年5月19日）
一
小平同志：
此件[46]请印发大会各同志。
毛
五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二
见今年第63期《宣教动态》。[47]
毛泽东：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
（1958年6月7日）
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阅，退彭德怀同志：
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毛泽东
六月七日
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48]，请彭注意。
二
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10月）
刘晓同志和他的助手是能想问题的。此件[49]可以一阅。退毛
毛泽东：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
（1959年1月15日）
刘、邓
此件[50]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
（1959年2月16日）
过去一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对全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这是全党正确地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对外政策的结果。但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一部分同志由于头脑发热，正在滋长着一股骄气。这种骄气不仅在国内工作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有明显的流露，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在对外关系中所流露出来的骄气，首先表现为一部分同志对兄弟国家采取了一种高傲自大的态度。这些同志似乎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比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高明，毋需再向他们学习，只要求人家尊重和照顾我们，而不注意尊重和照顾人家，甚至处处用我们的框子去衡量人家，多方挑剔和指责人家的缺点。这种骄气还表现为一部分同志对民族主义国家存在着急躁情绪，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敌情绪。这种骄气在宣传报道、对外活动、对外贸易、专家工作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态度上的傲慢、宣传上的浮夸和处理对外事务中的轻率。这些错误的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引起了某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不安，并且不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前，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正在利用一切机会，大肆挑拨我国同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这些错误的现象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如果不及时地彻底地加以纠正，就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在对外关系中，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则必须重视敌人。几年来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精神，我们不断地加强了同兄弟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赢得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我国的同情和支持，并且打破了帝国主义企图孤立新中国的阴谋。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必须了解，我国的进步虽然很快，但是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很落后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放肆起来。即使将来我国建成了强大社会主义，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翘尾巴。相反的，我们的成绩愈大，我们就愈加需要保持谦逊和冷静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得好，“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长，我国的国际威望将会越来越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高傲自大起来。必须了解，我国的国际威望越高，我国所担负的国际义务也就越重，因此我们就更要注意处处从大局出发，恰当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应该采取更尊重更谦虚的态度，对民族主义国家应该采取更耐心更涵〈含〉蓄的态度，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也要更加讲究策略，宁可使敌人对我们估计不足，也不要引起敌人的过早警惕。我们这样做，就会更有利于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主义国家，使我国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赢得更大的主动。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所有兄弟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必须向一切干部和党员反复说明巩固兄弟国家团结特别是中苏团结的重要意义，坚决纠正一切不利于这种团结的思想和行为。必须继续强调以苏联为首的原则，在一切方面尊重和照顾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要地位，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必须在一切国际场合加强同苏联同志的事先协商，即使我们之间在某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也应力求对外保持中苏的一致，十分警惕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破坏中苏团结的阴谋。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有过的缺点，也要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在介绍和宣传我国的成就和经验时，必须强调我国的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并且指出这是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分不开的，不可强调我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单纯强调我们自己的作用。应该容许兄弟国家对于我国的政策和做法保持某些不同的看法，不必强求一致，更不得拿我们的框子去衡量人家，挑剔人家的缺点，严格禁止在一切报纸刊物上对兄弟国家的现行政策进行公开的或者影射的批评。对于在我国工作的兄弟国家专家，必须采取尊重的态度，虚心地学习他们的经验，热诚地帮助他们熟悉我国的情况和政策，以求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决不容许借口破除迷信而对他们采取傲慢和冷淡的态度。
在一切对外往来、对外宣传、对外接触中，都必须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纠正浮夸和轻率的现象。一切有关我国情况的报道和宣传都必须有根据有分析，既要反映成绩，也要适当地反映缺点，既要反映有利条件，也要适当地反映困难条件，既要反映先进的，也要适当地反映一般的和落后的。宁可做得多说得少，决不要做得少说得多。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对外宣传。一切有关对外承担义务的事，必须采取量力而行的态度，凡是办不到的一律不要轻于允诺，凡是允诺了的就一定要办到。
在纠正骄傲现象的同时，必须继续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民族自卑感，决不容许对于我们自己正确的东西发生任何动摇。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当仁不让，坚决防止迁就主义的偏向。我们党的一切正确的经验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贡献，我们有义务向兄弟国家、兄弟党和世界人民实事求是地介绍这些东西，不要因为强调谦虚而不敢进行这种介绍。问题在于我们不可由于正确而盛气凌人，更不可把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于人。
各地党委和各部门党组应该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向所有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并且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对外关系中所反映的骄傲现象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纠正。
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1953年到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1959年4月13日）
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并且得到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到1957年底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使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党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经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关系这种根本的变化，为我国社会生产力开辟了迅速发展的道路。1957年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同时，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这个伟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巩固，使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1955年冬和1956年春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潮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在1956年出现了跃进的形势，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许多指标。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大超额完成的时候，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同时，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基本建设和以铁路为中心的运输建设都取得很大的成就。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显著的提高。
现在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方面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情况，分别公布如下：
一、社会主义改造
在1956年我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之后，到1957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其中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在手工业方面，到1957年底，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达到589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左右。
在1956年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之后，到1957年底，未改造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千分之一；私营商业（主要是小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3%。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
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可以用下列简单的事实来说明：即在1952年和1957年的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19%提高到33%，合作社经济由1.5%提高到56%，公私合营经济由0.7%提高到8%，个体经济则由72%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更由7%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
二、基本建设
五年内，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50亿元，折合黄金五万万七千万两以上，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427.4亿元的15.3%。1956年一年的投资额达到140亿元，约占五年计划规定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基本建设任务的超额完成。
五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工业部门占56%，农林水利部门占8.2%，运输邮电部门占18.7%。在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又适当地增加了农林水利部门的投资。
五年内，在实际完成的国家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76%，消费性建设的投资占24%。[51]
五年内，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的固定资产达到411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达到214亿元。
重工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的投资占13%。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建设项目，绝大部分都已建成，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建设项目。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一万个以上，其中：黑色金属312，电力599，煤炭600，石油22，金属加工1921，化学637，建筑材料832，造纸253，纺织613，食品和其他约5000个。
在施工的一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66个重大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68个工程项目，到1957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有27个已经建成投入生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五年计划规定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的计划，大都超额完成了。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的生产能力（以设计的年产能力计算）为：炼铁339万吨，炼钢282万吨，轧钢165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以发电机容量计算）246.9万瓩，天然石油131.2万吨，人造石油52.2万吨，合成氨13.7万吨，水泥261万吨，金属切削机床8704台，载重汽车30000辆，纱锭201万枚，织布机5.5万台，机制糖62万吨，机制纸25万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大力进行了地质勘探工作，到1957年底，已探明的煤矿储量约544亿吨，铁矿储量约56亿吨，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藏储量都有很大增加。地质资源的勘探工作跟不上建设需要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大量进行地质勘探的结果，证明我国的各种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基本建设的技术力量在五年中有了迅速的增长。现在，我国已能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如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40万吨原煤的煤矿，年产7.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设备总容量100万瓩的水电站，65万瓩的火电站等。
三、工业生产
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原定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9.2%，而1956年的增长速度达到31.1%。
1957年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
1957年工业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2.2倍，平均每年增长26%；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9.7%，提高到1957年的52.8%。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2%，提高到1957年的9.5%。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状态已经开始改变。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轻工业也有很快的发展。1957年工业中的消费品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89%，平均每年增长13.5%。
在五年计划规定的四十六种主要产品中，生铁、钢、钢材、水泥、纯碱、烧碱、内燃机、蒸汽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发电机、机床、客车、汽车轮胎、棉纱、棉布、抗菌素等二十七种产品的产量，在1956年已经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到1957年底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的只有原油、机车、食用植物油、火柴、卷烟、糖等六种产品。
现将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生产了许多种我国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工业产品。钢铁工业方面有：高级合金结构钢、特殊仪表用钢、矽钢片、造船钢板、锅炉用无缝钢管、50公斤的重轨等重要钢材。1957年钢材品种已达4000种。钢材自给率在1957年已经达到86%。机械工业方面有：飞机、载重汽车、客轮、货轮、容量1.2万瓩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1.5万瓩的成套水力发电设备、容积1000立方公尺的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200多种新型机床、自动电话交换机以及全套纺织、造纸、制糖等设备。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在1957年已经达到60%以上。在化学工业方面，已经能够生产化学纤维、各种抗菌素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旧中国都是要靠国外进口的。
五年来，工业技术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7.5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达到1019万人，比1952年增长66%。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61%，平均每年提高9.9%。
五年内，十二个工业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平均每年降低6.5%。
四、农业生产
五年来，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组织起来的全国广大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自然灾害作了艰苦的斗争，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1957年农业和农家副业总产值完成原定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总产量达到3700亿斤，完成原定五年计划102%，比1952年增长20%。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完成了计划，比1952年增长26%。五年产量合计与解放前收成较好的1932到1936年五年比较：粮食增加4100余亿斤，约增加了32%；棉花增加7600余万担，约增加了1.2倍。1957年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虽然有若干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比1952年也都有很大的增长。
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 167745万亩，完成原定计划101%。五年内，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1810万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增加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这一年新增的灌溉面积达11870万亩，占五年合计的一半以上。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1957年达到235866万亩，完成原定计划104%，复种指数由1952年的131%，提高到1957年的141%。
五年内，国营农场有所发展。1957年农垦系统国营农牧场达到710个，生产用地面积1800万亩，拖拉机10177标准台。
五年内，国家对农林水利建设投资40亿元，建成大型水库13座，其中主要的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安徽省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三门峡水库已经开始施工。同时，农民群众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在预防洪水灾害和扩大灌溉面积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了支援农民发展生产，五年内国家在供应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同时，并发放农业贷款78亿元。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自筹了大量的农业建设资金。
1957年生猪有显著的增长，达到14590万头，完成原定计划105%，比1952年增长63%。其他牲畜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比1952年都有所增长。
五年内，增加了海洋渔业设备，积极地发展了淡水养殖。1957年水产总量达到312万吨，完成原定计划111%，比1952年增长87%。
在林业建设方面，广大群众积极地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五年内，造林面积达到21102万亩，其中营造用材林9329万亩。1956年造林面积扩大最多，这一年就扩大了8600万亩，从而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造林计划。
全国气象台、气象站网已经基本建成，1957年气象台、气象站达到1600多个，比1952年增加了4.2倍。
五、运输邮电
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一万公里。工程巨大、穿过高山峻岭的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集二铁路都已先后建成。在修建新铁路的同时，加强和改造了现有铁路的技术设备，修建了许多复线，增加了通过能力。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二年建成，从此南北贯通，“天堑变通途”。
到1957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海拔高、工程艰巨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已经相继通车。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之间也修建了许多简易公路。
1957年全国内河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4余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52%，其中有3.9万公里可通轮船，比1952年增加29%。
1957年航空线路长度已经达到2.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除中苏航线外，增辟了中越、中缅航线，便利了国际友好往来。
1957年全国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超过原定计划14%和15%，比1952年分别增长144%和142%。
1957年邮电业务量比1952年增长72%。1952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通达邮路，到1957年底已经基本上乡乡通邮。
六、国内外商业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供应不断增长。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52年增长71%；主要消费品的零售量，1957年比1952年增长的百分比：粮食23，食用植物油35，盐31，糖87，棉布19，胶鞋82，机制纸54，卷烟75。
为了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五年来国家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采购的农副产品总值共达582亿元。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供应给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达103亿元。
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和其他几种主要商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五年内国家征收公粮1666亿斤，收购粮食2690亿斤，两者合计占粮食总产量（折成去壳粮）的28%，扣除销售给农村的部分，国家实际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只有2592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16.6%。几种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的结果，保证了工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五年来，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给经济建设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国家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适当地提高了若干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对销售价格也相应地作了适当的调整。以1952年为100，1957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为122.4，二十九个大、中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为109.5，十二大城市职工生活费指数为109.2。
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62%。在进口贸易额中，生产资料占93%。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已经由1952年的18%，上升到1957年的28%。
七、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1957年底，我国职工人数已经达到2451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国家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五年共达103亿元，国家投资新建的职工住宅面积9454万平方公尺。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五亿多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逐步的提高。1957年全国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五年内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上，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负担相对地减轻了。同时，国家适当地提高了若干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还得到了利益。
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五年内，高等学校共招生5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112万人。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包括研究生）共27万人，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共84万人。五年内，普通中学共招生875万人，小学共招生8800万人。群众办学、业余文化学习、扫盲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7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共有500多个，研究人员20000多人，比1952年增长两倍以上。五年内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为我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准备了条件。五年来，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
五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大大发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医疗预防网迅速扩大，1957年已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都有诊所，全国各种卫生事业机构中的床位张数比1952年增长了73%。全国中、西医人数达到55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所获得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些成就，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更加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加坚强，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民经济的繁荣景象，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为十分鲜明的对照，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十分落后，所以即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的今天，我国的工业还不够强大，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全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正满怀着信心，为实现我国更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勇前进。
周恩来：外贸工作十四条
（1959年5月11日）
外贸工作值得总结一下。去年十二月我同各口岸外贸局长讲了十四个问题。对这十四个问题，今天打算把题目念一念，有的地方加一些新的材料。
一、和平经济政策
我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的。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内销为主，外销为辅
这一提法有点毛病。不是原则不对，而是构词不对。就整个讲，我们当然以国内市场为主。比如一九五九年社会购买力六百五十亿元，出口七十九亿元，很明显，出口只占少数。不仅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这样，就是美国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内商品零售额二千亿美元，出口一百七十九亿美元，只占百分之八点九，如果除去军火出口部分，一般商品出口大约是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就更占少数了。英国是依靠对外贸易较多的国家，但其国内贸易也是占多数的。当然，西欧也有一些国家外贸占了很大部分，但一般说，总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怎么能以国外市场为主呢？不过，“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这样提法容易引起错觉，特别是在货源紧张的时候，有的人就可能会不重视外销。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固然量大，但是必须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视对外贸易。
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这里所说的争取外援，是对兄弟国家来说的。对民族主义国家，是援助他们经济独立发展的问题。对帝国主义国家则是经济斗争的问题。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外援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保证“五先”
进出口多少，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各项工作在国内要落实，出口当然更要落实。出口是两方面的事情，你要出口，还须看人家要不要。但是，一旦双方成交，签了合同，就应该交货，不交货就造成失信。所以，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超过实际可能是不行的。去年外贸方面就有不量力之处，结果很被动。对今年出口计划，必须按照中央三月十八日的指示保证“五先”。那就是要保证出口商品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外贸首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计划既经确定之后，则要保证“五先”。
五、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
订了合同不守信用，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害。去年外贸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订了十一万七千个合同，撤销的将近有五千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于对方不履行合同，也有一些是我方没有履行合同。对于我方签了合同交不出货的，人家就叫喊起来，弄得我们负担很重。以上是讲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
对兄弟国家，他们一般是守信用的，我们过去本来也是守信用的。去年因为出口搞得多，也就欠得多，弄得今年欠交更多。今年的日子的确很被动。
所以，要定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必须守信用。
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协定是国家签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买卖是各地口岸一笔一笔做的，不可能每笔都由中央或者外贸部批准，因此，各口岸必须把道理同干部讲清楚，不要随便批。你们要注意这件事。各地对外贸工作也要像对农业、交通一样开四级干部会议。请你们回去也开个外贸会议，不仅要外贸局、公司的科长级干部参加，也要找一般干部当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他们敢说话，说错了也不怕；同时还要吸收一些抱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现在下面办事，有时候出了事情，一查是科员、科长办的，有些事经理并不知道。因此，外贸工作要做好，也要动员群众，不动员群众，政策贯彻不下去。
这里还要讲一讲出口商品一定要重质量。现在出口商品中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东西质量很差，有些东西很不成样子。对此，进口国家的反映很不好。一个苏联工人来信说，他们夫妻因为新婚，买了一对我国出口的幸福牌金笔，回去一用，一支漏水，一支不出水，“幸福”变成不幸福了。对这对夫妇来说，的确给他们带来不愉快。来信说，这种东西只能卖给蒋介石。其实，这样的东西即使卖给蒋介石也不行。苏联外贸部告诉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二百八十多封群众来信，反映中国商品质量不好，说过去中国货的质量很好，现在如此，很是痛心。不仅兄弟国家有此反映，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反映。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有些东西，吹得太过分了，这也不好。比如香味花布，洗几次以后就没有香味了。香港有一个时期对香味花布搞得很热闹，现在却不香了。为什么不在事先老实说清楚呢？我们不要求一时之香，而要求永远之香。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
六、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
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例如，今年我国向兄弟国家订购的电站设备就有一百八十万千瓦，这些设备将来全部投入运转后，可以发电九十亿度。我们去年全部电力供应量只有二百七十五亿度，今年计划四百亿度。如果今年订购的电站设备都能在今年安装好，对实现四百亿度的指标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看到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兄弟国家。目前，我们虽然谈不到供应设备，但是我们的农副产品对他们也很有用。他们要求供应猪肉、油料、粮食、饲料等等，而且要得很急，但是今年我们交货的情况很不好。由于猪肉交货不好，近来弄得我很窘。我看还是要帮助他们一下，想办法交货。
这就是说，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
七、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
我们帮助民族主义国家，不要求附带政治条件。我们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四项。而且我们不强求卖给他们消费品，我们要对他们逐步增加生产设备的供应，逐步地帮助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独立发展。从许多事实看来，帮助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独立发展，还是对我们有利的。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要搞好援外项目。
八、对和平中立国家的政策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
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很重要，对和平中立国家应该做些生意。
九、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政策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这一类国家，我们要考虑使贸易往来对我们有利。买卖可以做，但我们对这些国家要随时掌握气候，经济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
十、贸易协定和合同的签订要有区别
兄弟国家希望同我们订立长期贸易协定，有些东西是需要有长期贸易协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没有摸清，还要看两年再说。所以，现在只能对一般的品种如大型的、精密的机械等订长期协定，重要的还是年度的协定和合同。同时，年度贸易额的增长不能太大，有些合同宁可作为协定外的临时协议，不能作为年度贸易额的基数，以免第二年退不下来，使贸易额增长过大。比如，去年补充进口很多，只能作为协定外的临时协议。
对兄弟国家有援助的协定，有长期的贸易协定，还有临时的贸易协议。
十一、价格要有原则
一般应该实事求是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办事，不要压低价格去同民族主义国家和兄弟国家竞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伸缩幅度，但不应降低过多，也不应抬高过多。
十二、贸易展览要少而精
贸易展览要少而精，不要搞得太多。过去出去展览很多，现在背了“包袱”。现在有一条原则：宁肯少些，但要好的。听说在莱比锡展览，我们有一种机器不敢开动。这事应该追查一下。过去出国展览前要经过几道审查，现在似乎不像过去那样仔细了。
据说，现在我们的展览品有三种：礼品、展品、产品。第一种，礼品，是向“十一”“五一”献礼的东西，这应该称赞，以鼓舞积极分子的情绪，但这些东西还没有定型，绝不能拿出去展览。第二种，展品，一般是定型的，但不成套，不等于产品。展品要定型的才能展出，但不能出口。出口的只能是第三种：真正定型了的而且能够正常生产的产品。
十三、出国访问，要学些东西回来
我们要跃进，要向人家学些东西。任何访问都要带些经济性，派些真正搞科学、技术的人去，学些东西回来。不要像去年那样出口推销小组满天飞，去年派出五十多个推销小组，二百多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出国访问一定要向人家学一些东西回来，人家有一技之长都要学，就是将来真正强起来，也要谦虚。
十四、参加国际会议必须请示
国际会议很复杂，有的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决不参加；有的我们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不承担义务；有的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所以，凡是参加国际会议，不论中央各部或各地，都必须事先请示。
毛泽东：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52]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毛泽东：对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文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
此件[53]值得一阅。
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
周恩来：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四项任务
（1959年12月24日）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总路线，根据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根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以下四项任务。
一、更快地建成我国独立的经济体系
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分秒必争，加快进行建设。
我们这么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一切要靠苏联帮助来解决问题。如果靠到苏联身上，苏联根本不能担负。以前，苏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不是也建立起社会主义了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初期的条件好得多了！我们现在建国十年的情形，比起苏联在一九二七年的情形大大地好了，生产指标、基本建设、科学等方面的条件都比他们当时有利。这就给我们一种可能，更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在八年（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到一九七二年（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很快地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那么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都是有利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战争来了我们也就能应付了。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系列的事情要做。要继续进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还有些残余，如经济上的定息。
二、更快地把尖端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搞起来
按现代化的标准来说，现在我国的国防工业已经落后了。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在和平建设上。尖端的国防，即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形势逼人，要求我们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要掌握尖端技术，就要大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十年来，我们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要尽快地掌握尖端技术，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我们要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基础上，包括城乡、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等。独立经济体系是全面的，不只是生产指标或者生产品种的问题。
三、加快建立强大的自然科学技术队伍和社会科学理论队伍
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大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少量的精的是社会科学理论队伍。我们理论队伍固然缺，科学技术队伍也缺，两方面都要加强，特别是科学技术队伍需要量很大。
人才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培养出来的，而要一天天教育出来。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这个速度，办法就是正规与速成相结合。正规是循序而进，把书本知识、生产知识搞得比较牢靠一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走速成的道路，激发青年的朝气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勇气，搞创造发明。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凡有创造发明成为人才的，大部分都在青年时代。怎么速成？就是打破过去的陈规，实行“一主、二从、三结合”，发动大家办教育。工厂企业、教育机关、研究机构都要搞生产、教育和科学研究，各以本业为主，以其余二业为从，三业结合起来。企业就以生产为主，但是可以办学校、搞研究，而且应该办学校、搞研究，这就是以生产为主，教育、研究为辅；学校里也可以办研究所和附属车间，以教育为主，以生产、研究为辅；再就是研究机构，以研究为主，但也可以办学校，办附属车间和附属工厂，也是一主二辅。这样，我们办学校的、搞生产的、搞研究的就多起来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就会更快。据东北调查，三千人以上的工厂有二百个之多。这样的工厂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至少有一二百人，可以办学校。反过来，像李昌的工业大学、刘居英的工程学院，办附属工厂、研究所也毫无问题，而且可以办预科。东北有一百三十多个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二百多个，大家动手，学校就可以多起来。学校的学生从哪里来呢？也打破一个陈规，就是招初中毕业生和工厂的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工人。把初中毕业生或者相当于初中毕业程度的工人招来，两年预科、三年本科，这种高等专门学校五年毕业。正规要七八年，三年高中、四年或五年大学。现在只要五年，缩短了二年到三年。如果明年开始招生，一九六五年就可以用了。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科学技术人员，就可以解决科学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这是一条“腿”。另一条“腿”即正规学校，还要继续发展，不改变。同时，要打破一个陈规，实行寒假招生。为什么一定要暑假招生呢？仅在暑假招生，有很多娃娃七岁都满了，还不能进学校。寒假招生还可以把初中已经念了两年半的优秀学生招进来，读预科。这样，人就多起来了，一九六五年以后情况就会好一些。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毛主席在南方开会时，特别提出这一项。我们就要安排具体工作来实现它。我看首先要把校舍搞起来。希望东北三省管计划、管建设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项目宁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宁可推迟，也要先把校舍搞上去，多办一些学校。中国有一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当然不需要一百年，但是应该重视这项工作。要造就广大的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还要加一把力。
四、加强党的团结
要不断开展党内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团结全党，首先是团结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和县这四级的干部。这个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要加快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的国防力量，要培养大量的建设人才（包括理论人才），要加强党的团结。这四项任务都是有决定意义的。希望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尽管在国际上还有些问题，但这是暂时的、局部的。只要我们加强建设，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因为我们党是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理论要用实践来证明，实践将证明我们坚持的理论是正确的。
聂荣臻：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
（1960年7月3日）
中央并主席：
在中苏关系的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新的方针和做法。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很明显，在中苏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没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这方面取得援助。
（一）苏方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住我们，实在令人气愤。但是气愤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有可能这样一迫，反而成为发展我们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依靠自己，而不是指望外援。何应钦扣住我们三十万元军费，一文不发，企图饿死我们，结果我们搞起了大生产运动，军民丰衣足食。这两件事情虽然不能完全对比，但是我们要争气、要自力更生是一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的建设基本上都是苏联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一味伸手。一九五八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路线以来，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示，在科学技术上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两年多来开始这样做了，很有成效。我们现在大体上能够自己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一般技术问题，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只要我们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一些我们自己的路子。因此，现在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可能的。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必须有适合我国政治、经济要求和自然资源条件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一定早立足于国内，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才能完全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人。我们要有志气，有毅力，任何艰巨的科学技术课题，都要放手发动群众来试验研究，自己搞，绝不依赖。在这上面，有可能要多花一点钱，有些还要多花一点时间，但这是会得到报酬的，可以培养自己的力量，练出真本事。苏联革命四十年人造卫星上了天，我们从现在起，如果再埋头苦干十年，能上天的话，也比他们快了一半，也应该比他们快。
（二）今后与苏方的科学技术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是协议上订了的援助，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是如果对方不给，我们绝不再催，记上一笔账就成了。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驻苏办事人员一再催询，碰了许多钉子，反而显得我们如无苏联援助就有不可终日之势的样子，这样更加使对方尾巴翘得更高，控制越加严密。我们已告诉这些同志，询问一下不给就算了。协议以外的新要求，现在也不要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技术合作，也以少提为妙。至于我方过去已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则应按协议如约完成。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些人态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个别的很坏。我们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既然请来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长处，尽可能取得一点东西，并在政治上帮助、团结他们。已经满期的专家，好的很难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专家，在重要技术方面苏方不肯派来，或者派来的也只作为“观察员”，加以又有种种限制，很难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诸多不便，因此也应尽量少提、不提。
最近派遣赴苏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一则是对方不接纳或限制重重，学不到什么新技术；二则年轻人政治锻炼不够，在修正主义思潮的熏染下，受到的影响不好。因此，最近应该少派。当然也不应该中断，有必要而又能学到些东西的才派，怎样办才合适，研究后另行报告。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是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相反，一切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都要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来学，来掌握。要独立自主，就愈要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对苏联，能学的东西还是尽量地学。但是，苏联这条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越来越狭了。因此，要大力开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美帝国主义现在也在大搞科技情报。我们建交的国家虽然比苏联少，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通过各种形式，来充分收集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方向，还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聂荣臻
毛泽东：在关于最近苏联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变化情况报告[54]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55]
态度有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
周恩来：在聂荣臻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上的几段批语
（1960年7月11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技术合作：（一）是协议，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则也会引起相反结果。（三）例行技术合作，少提为好。
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留学生问题待研究后再定。技术交换和保密问题另拟。
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1960年8月10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各群众团体党组：
今年七个月来，对外贸易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进口计划完成进度却比较快，国家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的逆差。根据对外贸易部报告，截至七月二十五日，全年出口商品的收购计划只完成原定指标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三，全年出口计划只完成原定指标的百分之三十八，全年进口计划已经完成原定指标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按照目前的进度计算，估计到今年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欠账可能达到十七亿元到二十亿元。其中对苏联的欠账可能达到十四亿元到十六亿元；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欠账可能达到三亿元到四亿元。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最近在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对外贸易问题。到会的中央同志、地方同志和各部门同志一致认为：今后三年的对外贸易必须坚持量出为入、内销一般服从外销的方针；今年的进口必须严格控制；明年的进口计划必须坚决压缩；今年和明年的出口必须力争多完成；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账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我们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的问题。这次北戴河会议修订了今年全年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计划。在修订计划的过程中，各地同志主动地提出增加若干重要商品出口的数量，以便多还欠款。各地同志一致热烈表示，一定要坚决完成这次会议确定的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计划，举国上下，团结一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节衣缩食，供应出口。中央完全赞同各地同志的意见，认为这是表现了我们党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伟大的团结一致，表现了我们党的战无不胜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中央要求，全党紧急动员起来，发愤图强，拿出比去年下半年更大的劲头，大抓增产节约，大抓收购，大抓出口，大抓调运，全面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收购、出口和调运运动，坚决完成北戴河会议确定的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计划。还必须指出，要完成今明两年的出口计划和还账计划，自然会影响若干商品特别是副食品在国内市场的供应。因此，各地党委应当把目前的情况和中央的精神，在党员团员中，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口头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但是不要登报。
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由周恩来同志、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并且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收购、出口和调运运动，并且严格控制进口。没有经过中央三人小组的批准，今年一律不准增加新的进口。明年的对外贸易方案，也由三人小组负责拟订。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有关专业书记具体负责，成立本地区的对外贸易指挥部，迅速展开工作。
为了完成今年的出口任务，要狠狠抓住以下几条：（一）必须按品种，按数量，按规格完成收购计划和出口计划，不能用次要商品来顶替主要商品。粮食、棉花（包括棉织品）、食用油三项商品必须保证完成收购和出口计划，但也不要超过，以免影响国内的基本需要；其他物资凡是能够出口的，应当千方百计地挤出来出口，力争超过计划。（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规定的“五先”原则：在国家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对出口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料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三）出口商品一定要合乎规格。要拿好东西来出口。要在原料收购、加工生产、商品包装等各个环节上，层层负责，保证质量。特别要下定决心解决长期以来问题较多的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冻猪肉、冻家禽和若干日用工业品的出口质量问题。（四）为了增加出口的金额，增加外汇收入，从今年下半年起，应当少出原料，多出成品；更多地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并且进一步增加出口商品的品种，提高规格质量。这是今后我国对外出口的一条长期的方针。适应这一方针的要求，须要认真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且迅速采取“一改、二建、三专”的办法。改，就是按照出口规格的要求改装一批设备；建，就是建立一批新的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和车间；专，就是指定若干原有的工厂和车间专门生产出口商品。所有生产出口商品的地区、部门和重点单位，应当指定一个负责人员，专门领导和检查出口商品的生产，以保证按照出口的品种、数量、规格和质量完成生产计划。对外贸易部门也应当派出代表，驻在地方和厂矿，负责管理商品规格质量的检验工作。以上这些办法，请各地方和有关部门立即动手实行。
现在离年底只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应当赶前不赶后，狠狠抓紧八、九、十这三个月的工作，决不要把任务过多地拖到十一、十二两个月。否则到了年底，就是有东西也是很难运出去的。
中央
一九六○年八月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处理过去双方所签订的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及其他项目的各项协定和有关文件的议定书
（1961年6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根据1961年6月19日中苏两国“关于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协定”的第十条的规定，共同清理了过去双方所签订的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的各项协定和有关文件：根据1950年2月14日协定所签订的有关议定书和换文，1953年3月21日协定，1953年5月15日协定，1956年4月7日协定，1958年8月8日协定和1959年2月7日协定以及有关的议定书和换文，为了对过去双方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中尚未完成和尚未开始的建设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撤销，议定如下：
第一条
上述各项协定和有关文件，经过双方清理核对，共包括304个项目和64个个别车间、研究所和装置。
第二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述304个项目经双方共同清理核对后，分为四类：
（一）已经完成的项目共为120个（见本议定书附件一），但其中洛阳矿山机械制造厂等7个项目（见本议定书附件一备注）还有已签订交货合同的少量设备尚未交完，双方协议继续交付，一俟这些设备交完后，即全部完成。
（二）已经基本完成的项目共为29个（见本议定书附件二），其中尚有26个项目已签交货合同和6个项目[56]（见本议定书附件二备注）尚待签订合同的少数设备，应根据双方商定的期限交付。
（三）解除双方继续履行义务的项目共为89个（见本议定书附件三）。这些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29个项目（见附件三备注），苏方已交设备约为这些项目总额的30%；其余60个项目中，有少数项目（见附件三备注）苏方做了部分设计和交了少量设备。
由于上述项目义务的撤销，中苏有关机关讨论了实际发生的关于供上述项目用的苏联机关已完成的设计技术资料和已制成或已下料制造的设备的使用问题，并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确定了哪些资料和设备将由苏联机关使用，哪些资料和设备将由中国机关接受。关于中国方面接受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将由双方有关机关在最短期间签订合同。
（四）还有66个项目（见本议定书附件四），其中64个项目在两国政府与本议定书同时签订的新的协定中确定，另外两个项目（空气动力研究院和试飞研究院）的技术援助的范围和期限，双方将另行商定。
第三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述64个个别车间、研究所和装置，经双方清理核对后，分为二类：
（一）已经完成的有29个（见本议定书附件五）；
（二）解除双方继续履行义务的35个（见本议定书附件六），其中4个研究所（见本议定书附件六备注）已交了部分设备，其余31个均未开始交付设备。
第四条
双方同意，自本议定书签字之日起，本议定书序文所列各项协定和有关的文件即告结束。
1961年6月19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顾 卓 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斯卡契科夫
附件一—附件六略
“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
（1983年）
【注释】
[1] 这是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的一部分。
[2] 彭叶，指彭真、叶剑英。黄黄，指黄克诚、黄敬。
[3] 指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4] 指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给朱德、周恩来等的电报。电报说：斯大林要柯瓦廖夫告诉我们，苏联方面不久会提出中国向苏联借款条约的具体条文，所借款项均须折成机器物品，并希望我们提出货单。我们回答：因为我们经济机关不健全，缺乏专家，故无法提出全部货单，某些急需的机器是可以提出的；借款是用在恢复钢铁、煤炭、电力、铁路、机器制造及购买扫雷艇、飞机等，用在恢复东北重工业，及河北、山西、山东工业。因此，请中央即示下列各项：借款在地域上的使用大概比例，借款用在恢复哪几项工业及大概比例，急需的机器物品名称及数量。电报还说：斯大林表示，由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及订货等问题具体化。我们表示同意。柯瓦廖夫，又译柯瓦略夫、柯瓦洛夫。当时是来华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
[5] 似指斯大林或联共（布）中央。
[6] 指柯瓦廖夫。
[7] 似指毛泽东或中共中央。
[8] 指刘少奇、王稼祥。
[9] 指陈云、薄一波。
[10] 即九月二十四日。
[11] 指刘少奇和王稼祥。
[12] 指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刘少奇、王稼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
[13] 指高岗和李富春。
[14] 有，即二十五日。
[15] 感，即二十七日。
[16] 指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请示：莫斯科副市长率领市政专家二十余人已到沈阳，待车通时是将他们全部送往北平，还是留几人在东北。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送杨尚昆同志办（住解放饭店，派赖祖烈负责招待）。”
[17] 斯大林的代号。
[18] 通常译为库兹涅佐夫。
[19] 即十二月二十二日。
[20] 李，指李富春。王，指王稼祥。蔡，应为叶，指叶季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伍，指伍修权。
[21] 这是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电报的第二部分。
[22] 这里选辑的两段文字，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23] 指刘昂，当时任总理办公室秘书。
[24] 本篇一是陈云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本篇二是陈云给周恩来的报告。本篇三是陈云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名义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25] 指高岗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关于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致电感谢斯大林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
[26] 这是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中南、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等并报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
[27] 指肖向荣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各军事单位检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
[28] 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9] 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30] 这是李富春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报告的部分内容。
[31] 这是陈云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32]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33] 此文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节选。
[34] 指周恩来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的信。信中说：根据中国政府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批准的《恢复与改建中国鞍山钢铁公司，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之初步设计审查议定书》第六号附件和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关于苏联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第一号附件的规定：苏联在一九五七年交完最后一批施工图，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基本完成鞍山钢铁公司的建设任务。但在最近的双方商谈中，苏方表示，由于生产安排的某些困难，在部分设计的提交和设备的供应上不能满足中方要求。据此，我们对曾经提出过的期限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正，具体请求意见如下：（一）设备方面：第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交清第三炼钢厂设备；第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交清冷轧薄板的本体设备，一九五八年交付镀锡部分设备；第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交清车轮外套厂设备；第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交清第二电焊钢管厂设备；第五，一九五五年交付套管车间（管头加厚车间）设备。（二）设计方面：第一，请求苏联自一九五五年七月起按照施工顺序开始交付半连续轧板厂施工图，并于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交清。第二，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按施工顺序交付第二连轧厂施工图，到同年底交清。请您将上述意见转告苏联政府予以考虑，并盼尽可能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同日，周恩来在该信上附言：“刘、邓、富春、一波传阅，这是根据我在苏代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又经重工业部和计委、三办仔细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写出的这封信。现在苏联正将此事报告政府。这封信如能在苏联决定前送到，也许对他们的决定有点影响。信稿已与王鹤寿同志斟酌过，请少奇同志批发。”一月十三日，薄一波在该信上附言：“已谈过数次，苏方确有困难。不能答应。写这封信是可以的，但最多只能答应某几项。”
[35]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苏联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已将苏联顾问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书面意见送来，其内容基本和四月九日已报中央的谈话记录相同，但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正。因时间短促，在送交苏共中央的五年计划草案中，尚未及将这些意见吸收进去，因之，是否要将这一书面意见作为五年计划草案的一个附件送给苏共中央参考，请指示。
[36] 肖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37] 这个批语写在肖向荣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肖向荣的信，转交了苏联军事顾问团为祝贺我国国庆给毛泽东的信，并为毛泽东代拟了复信。
[38] 指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谈话的纪要。总顾问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有很多话也无处谈。彭德怀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双方还就缩减顾问编制和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9]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
[40]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中说：“不论是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是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苏联的巨大的和友好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兄弟国家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
[41] 此文为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的节选。
[42] 这是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的发言。
[43]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关于我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我驻苏人员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工作、学习也是积极的。但自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在相当一部分人员（主要是留学生）中，产生了一些偏激情绪。有不少学生失去了在苏联学习的信心，要求回国学习和实习的学生增多。报告指出，在留学生、实习生派遣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1）数量多，在苏联高教部系统的研究生中，我国高教部系统派出的研究生约占了三分之一，而且比较集中，因而导师和教研室都发生困难，有些留学生不得不改变原来所学的专业。（2）国内可以培养或并非苏联专长的学科，也派人出国学习。（3）质量差，一些人员的专业基础、俄语水平、身体状况和思想作风不符合条件。（4）派遣机构不统一，不能控制，又不能调剂。针对这些问题，我驻苏使馆建议国务院应指定一定的机构统一掌握派遣工作，并应根据我国的需要及苏联的专长，在少而精的原则下进行派遣。
[44] 这是李富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45] 这里选辑的两部分文字，是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46]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63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文中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当前整风和大跃进情况，以及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工农业并举、大中小结合的建设方针等，并列举了苏联专家协助我国贯彻多快好省路线的大量事例。苏联专家沃尔比约夫除在会上讲话外，会后向翻译说了一些意见。沃尔比约夫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比如在苏联钢材很便宜，而木材很贵，但在中国却相反，木材很便宜，而钢材很贵。假如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而提建设时都要用钢材，不用其他代用品，势必造成多花钱，就不合乎“多”“省”的精神。又如在苏联提倡搞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因为苏联人少，劳动力不够。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人多，现时如果也提倡像苏联一样搞机械化、自动化，就不合乎中国国情。中国党现在提出多搞中型、小型厂矿企业的方针，是合乎中国情况的。这样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在这以前，沃尔比约夫也说过，在他与中国同志的接触中，常发现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专家只能起顾问和指导作用，许多问题还得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最清楚，同时也便于发挥本身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份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印发。
[47]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后写的说明。
[48] 指毛泽东在彭德怀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修改的一段文字，即本篇（二）。
[49]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在国际斗争方面，苏联对于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依据中苏会谈公报精神，较之以前作了比较完善的论述。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几次公开演说和苏联报刊宣传，都强调了我们不怕战争和和平不能乞求的正确立场。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但认识的深度还不足，对战争与和平、紧张与和缓的辩证关系理解不够深刻，掌握不够熟练，对于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和毁灭性仍有顾虑，甚至在指导思想上还占着上风。第二，在同我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中苏两国政策思想更趋一致，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同我国的配合比较密切。苏联对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我国对苏联的影响，已在若干政策上发生作用，他们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但苏联对于我们党的战略思想和策略的运用以及我国当前发展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还理解不深，对人民公社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目前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不很了解。第三，在反对南共修正主义方面，目前苏联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赫鲁晓夫在东德党的“五大”的演说中所提出的，苏联将继续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不扩大现有冲突和不恶化关系这一政策范围内。第四，苏联国内情况最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特别强调要加速建设的速度。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公开讲话和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报告还说，苏联形势今后继续向着健康的方面变化的这个总趋势是肯定的。这将主要表现为曲折和渐进的变化过程，但变化的快慢将最终取决于苏联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它相互影响的发展。
[50]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关于中苏关系的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一年多以来，苏联报刊的宣传表明，苏联同志对我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主要是赞扬和支持的，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有着一定的保留或怀疑。我们认为，苏联同我国在基本方向和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的完全一致是肯定的，在个别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出现某些不同也是自然的。对此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苏联同志的误会，也会被国际上的敌人利用进行挑拨离间的宣传。因此，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就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有办法，无所可学。不适当地强调我国的成就，甚至夸大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负责任地随便透露未经确定的远景指标。有的甚至态度傲慢，使苏方难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上述消极影响，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阵容，以能充分表现我党的重视和中苏两党的团结无间为宜。（二）今后派遣来苏的各种业务性质代表团，应注意成员情况，加强领导，强调友好与业务合作。（三）代表团同苏方商定协定以外的各类事项时，应多考虑对方情况，以免强人所难。（四）对苏联某些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或群众场合公开表露。（五）对国内的苏联专家应多做工作，态度谦虚。
[51] 生产性建设投资是指用于建设生产用的厂房和机械设备，运输用的铁路、公路、海港码头、运输工具，商业金融事业的仓库等的投资。消费性建设投资是指用于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建设的投资，如住宅、学校、医院、影剧院、托儿所、俱乐部、食堂以及机关团体的办公室等。
[5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58期上登载的这篇材料说，苏联国家计委远景计划司司长瓦修金教授，最近对我驻苏使馆作了几次有关苏联七年计划的制订，以及在执行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其中讲道：一、远景规划中关于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苏联在建设初期，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后来因每年增长的百分数所代表的实际量增大了，速度就逐渐下降。苏联的计划工作者，在远景规划中也把发展速度订得越来越低，存在着右倾思想。二、对打破平衡的争论。苏联有些人已经习惯地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这种不能打破旧比例的思想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表现最明显。三、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粮食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因而畜牧业发展不起来，至今肉类供应不足。四、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目前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等于美国的一半，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从事手工劳动，而且七年计划后生产将增加90%，劳动力更显不足，因此必须大力革新技术，才能保证生产以高速度向前发展，很快赶上并超过美国。
[53]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十月九日，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周总理《伟大的十年》一文，摘登情况如下：（一）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二）对谈及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正确贯彻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三）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四）摘登中还有一些数字和文字翻译方面的错讹。
[54]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给外交部苏欧司并报刘晓大使的电报说，自我国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后，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政治上对我冷淡，在经济合作特别是在重要关键项目的合作和援助上，逐步采取措施对我施加压力。（一）对外交涉和政治关系方面：苏领导人、外交部正副部长没有一次主动单独找刘大使交谈和介绍情况，苏外交部远东司正副司长也极少主动约见我馆参赞；我使馆代办两次约见苏外交部副部长都被推托不见；重要外交文件迟迟不送我馆，正常交涉事务也一拖再拖，我方去年提出聘请原子能方面的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几经催促，尚无答复。（二）对外交际活动方面：对我馆举行的招待会故示冷淡；对我馆组织的参观不介绍情况，不让看有价值的东西；对我馆邀请看电影也不热情。（三）对外宣传方面：对我馆发出的公报和宣传材料，苏方无任何反应；苏报刊对我供应的稿件一般都不采用，报道有关我国的消息也极少。（四）在使馆各专业单位的业务工作方面：困难、限制和争论增加，许多协议拖延不执行；好几个国防尖端项目拖了一年多没有下文；对高、大、精、尖和机密项目控制愈来愈紧；对外事务联系管理更加集中，交涉谈判中困难增加；较机密的学术会议不再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55]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56] 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