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机制
前文所述，本文所指的价值观自信，特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从人类的价值实践活动总体状况来看，个体价值观自信的生成、坚守和保障既有来自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保障，也有源自内在方面的因素与影响。实践证明，成功或者成功大于失败的价值体验和价值实践活动可以为形成和提升价值观自信奠定本体基础；他者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的肯定性评价，构成价值观自信生成的重要条件；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评价活动与主体反思他者评价时所形成的评价是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关键环节；在价值观影响下所产生的认同度、践行度与宽容度则是影响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后果变量，它们是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外在动力。实践活动的基础作用与他者评价的重大影响都是以自我评价为中介的，当他者评价与自我评价相对一致时，就会加强主体的价值观自信；当他者评价与自我评价差距较大时，则会削弱主体的价值观自信；越是影响力大的他者，其评价越影响到价值观自信的生成。主体理性认同度越高越自信，反过来，自信度越高越能促进更加深入的认同、更加自觉的践行，自信度越高自觉践行力也越强。认同、自信、践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递进逻辑。
1.内在机制
价值观往往直接影响到人的内在心理、认识、体验、态度、外在行为与行为模式，其中外在行为与行为模式是结果，内在心理、认识、体验、态度等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度与践行度越高，对他者秉持的价值观的宽容度越高，则表明价值观自信程度就会越高。
具体来说，个体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个体对自我的肯定性认识和评价机制、他者对个体价值观念的肯定性的认识和评价机制、个体实践对自身践能力和结果的肯定性的认识和评价机制。
第一，价值观自信首先在个体肯定性的自我认识、评价和反思中生成。价值观自信与价值观的自我评价活动密切相关，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度越高，则表明其价值观自信程度就会越高。然而，主体对自身秉持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既不能以“为我”为尺度，也不能以“人性”为尺度，而应该以价值观的历史作用为评价尺度。凡是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观则是合理的价值观，反之亦然。为此，价值观自信既可能在满足主体自身的利益需要的肯定性认识和评价中生成，也可能在主体反思社会历史进步标准和他者评价中生成。
首先，价值观自信的发生，源于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认知和把握，缺乏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历史洞察、现实认同与未来憧憬，价值观自信则无从发生、形成和提升。换言之，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是以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理性认知和深入把握为前提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总是伴随社会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因为“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29]但凡适应社会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的价值观，就可以在主体的价值实践中得到不断的确证，从而在人的意识观念中得到不断的确信；但凡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顺应历史潮流的价值观，在主体的价值实践中必定表现出某种滞后性甚至是消极性，则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与确信。因此，主体必须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认知和把握，保持其先进性，消除其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既然是“认知和把握”，就不是那种机械式的“镜像反映”，这体现出主体在“认知和把握”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一种科学的“认知和把握”就是在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进行历史洞察、现实认同与未来期盼和憧憬的过程中，保持先进性、消除滞后性，实现自觉自为性。进而在自我评价中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赋予肯定性评价。从一般角度而言，只要主体满足着价值需要、实现着价值目标，就意味着主体的价值实践活动是成功的，进而也意味着指导主体进行价值实践的价值观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此使秉持这种价值观的主体具有价值观自信。主体对于自身秉持价值观的历史意义的肯定总是与其对于秉持价值观的自信内在地关联着。从特殊意义上来说，差异的主体在其价值实践活动中总会遭遇不一样的成功与失败，由此反映出差异性主体对价值观的“认知和把握”是不一样的体验和感知，甚至相差甚远。根据“主客体相关律”[30]，差异性主体对价值观的“认知和把握”不一样，导致精神形态的“为我之物”——价值观——对于主体精神需要的满足状况存在着差异性，进而就导致主体对所持价值观的历史作用的期望也存在着差异性。这就是说，在价值观的自我评价中，差异的主体用差异性的自我期望作为现实性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标准，通过价值实践活动这一中介，对于体现于其中的“认知和把握”，在绝大部分境况下，依然能赋予肯定性评价。譬如，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近代中国人，尽管民族危难，仍具有对于自己价值追求——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自信，仍表现为对于自己完成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发努力。
而且，反思自我评价也深深地影响着主体的价值观自信，积极的反思自我评价增强主体的自信程度，而消极的反思自我评价则削弱主体的自信程度。一般而言，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不论给予肯定性评价还是给予否定性评价，都会反思他者对“我”的价值观的评价，即反思评价的评价，这同样影响到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的自信。在反思评价的评价过程中，主体与他者的亲疏程度差异，也可能导致主体在进行反思自我评价时体验到不同程度的自信。从一般的意义来看，积极型的反思自我评价可以增强主体的自信程度，而消极型反思自我评价则削弱主体的自信程度。同时“关系型自我构念”[31]越高，即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越亲密，积极型的反思自我评价信息使主体更加自信；反之，消极型的反思自我评价信息使主体更加不自信。因为“关系型自我构念”越高的主体，越容易将关系亲密的他者的评价归于自我概念中[32]。
第二，价值观自信在他者对个体秉持价值观念的肯定性的认识和评价中生成。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评价，除了来自于自我之外，还要来自他者。价值观自信与价值观的他者评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因此，人总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并同他者产生种种交互交流交锋的关系。而交互交流交锋关系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种价值关系。为此，主体自身的价值实践活动，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仅直接关系到价值实践活动主体自身的利益，还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他者的利益。这样，处于价值关系之中的他者必然总立足于自身利益，而对主体价值实践活动的过程以及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一般情况下，主体制定何种价值目标，采用何种实践方法，往往受自身秉持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当他者作出某种价值评价时，都会不可避免地指向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展开相应的评价。[34]
一般来说，作为评价主体的“他者”是具有能动性的，既可以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予以正确的或肯定性的评价，也可能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予以错误的或否定性的评价。当“他者”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予以较为正确的或肯定性的评价，就会对价值观自信的生成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当“他者”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予以较为错误的或否定性的评价，就会对价值观自信的生成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由此，进一步看到，主体对自身秉持的价值观自信与否，往往与他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念是肯定性评价还是否定性评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价值观自信作为一种积淀而成的心理机制“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5]。
而且，不管他者评价是来自个体、社会民众还是权威，当主体发现他者评价与自我评价相对一致时，就会加强主体的价值观自信；相反，如果发现他者评价与自我评价差距较大时，则会削弱主体的价值观自信。当然，在他者评价中，不同的个体、社会民众以及不同的权威，其评价影响力是有明显大小的，越是影响力大的他者，其评价越影响价值观自信的生成。由于群体比个体的影响力大、权威比普通者的影响力大，要特别重视权威组织的评价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能否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就特别需要重视国际社会的评价影响。
第三，价值观自信在个体实践结果和经验的肯定性认识和评价中生成。人的价值观念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成功的实践使人自信，失败的实践使人自卑。从人的能动性过程来看，所谓成功的实践，是指主体在生成(或者说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其目的(或者说需求、利益)得以实现——客体成为“为我之物”；所谓失败的实践，是指在主体生成(或者说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其目的(或者说需求、利益)不但没有得到实现，成为“为我之物”，甚至被异化、奴化。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即为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史，期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的实践促进人类社会顺应历史潮流而向前发展，失败的实践则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但人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从总体上说来，成功实践的概率及其历史作用总是大于失败实践的概率和比例。这为人类生成价值观自信奠定了本体基础。正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的，在“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36]的实践活动中，“主体在其自在自为的规定的存在中所具有的对自身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37]如果主体没有“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38]，就不可能“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并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下去。由此可见，主体“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就成为自信得以生成的根基。在价值实践活动中，始终存在着主体对自己利益需要的现实性和客体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非现实性的确信；这不仅体现出主体对自身所秉持的价值信奉态度的积极性与肯定性，同时也体现出这个确信对于生成价值观自信的根柢性。
而且，对个体而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有作用于事实认识的客观实践，还有作用于价值认识的价值实践。客观实践与价值实践是实践活动的一体两面，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的全过程。成功的价值实践使人产生价值观自信，失败的价值实践使人产生价值观自卑。主体关于“人类历史上成功的价值实践大于或者多于失败的价值实践的历史事实”的经验总结和判断，积淀成为主体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进而“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9]，价值观自信也就在这种主体性经验判断和积累中得以生成。价值实践的经验成为联结客观实践与价值实践的桥梁与纽带。而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外在机制
如果说主体意识、自我评价、他者评价是影响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内在机制，而在价值观影响下所产生的认同度、践行度与宽容度等社会效应因素则成为影响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外在机制。
具体来说，主体对价值观越是认同，越能增强和坚守价值观自信，也越能在自信中不断增加价值观认同；而且，越是认同得深刻、认同得广泛，价值观自信也越有基础、越有厚度。同样，越是自信得坚定、自信得有力，认同也更加自觉、更有动力。从认同度来看，认同构成了价值自信的前提条件，认同才能自信，认同才有自信。一国之内，不论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如果绝大多数人对本国倡导的价值观持认同态度，认为自己国家倡导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则说明该国家坚定了价值观自信。
同时，主体对特定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度与主体在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行为度越能一致、统一，知行合一，越能增强价值观自信，越能在自信中积极主动践行价值观；而且，越是践行得持久、践行得广泛，价值观自信也越有基础、越有厚度。同样，越是自信得坚定、自信得有力，践行也更加自觉、更有动力。从践行度[40]来看，价值观践行构成了价值观自信的基础，践行显露自信、践行展现自信。一国之内，不论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假若绝大多数人对本国家倡导的价值观既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了，则说明该国家坚定了价值观自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主体对特定价值观的认知度与主体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行为度往往难以实现统一，有时因多因素的合力影响导致价值观践行与价值观认知相比还存在巨大间距，甚至产生严重的行知不一现象，即出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况。正因为此，推动价值观“外践于行”成为价值观建设的首要的根本问题。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作为人的总体性活动，现代实践主要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生活实践、处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交往实践等基本形式。相应地，推动价值观外践于行的场域也就可以分为生产场域、生活场域与交往场域。价值观在生产场域中的践行，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生产实践领域，使生产实践活动既符合物质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对价值观在生活场域中的践行，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使生活世界形成良序与良俗，体现出世道人心、文明民风；对价值观在交往场域中的践行，就是把本国倡导的价值观落实到交往实践中，使交往活动既遵守规范，又具有德性。
此外，主体对价值观越是宽容，越能增强和坚守价值观自信，也越能在自信中不断增加价值观包容、宽容和尊重；而且，越是具有尊重、包容和宽容的心态和境界，越能在自信中宽容多样性价值观，海纳百川、美美与共，价值观自信也越有基础、越有厚度和力度。同样，越是自信得坚定、自信得有力，宽容也更加自觉、更有动力。从宽容度来看，宽容回应了价值观自信的国家、民族和时代挑战，宽容才能自信，宽容才有自信。一国之内，不论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公民，如果绝大多数人对别的国家、民族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持宽容态度，对本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也持宽容态度，则说明该国家坚定了价值观自信。能不能具有宽容的心态，能够保持多大的宽容度，是衡量价值观自信又一重要标尺。为此，对待人类社会一切文明形态，不能局限在某种立场上；如果把特定的社会限定的特殊形式等同于价值观念的一般性历史内容，那么，拒斥一种价值观念也就可能拒绝一种文明，保护一种价值观念也就可能迁就了落后。
综合而言，主体价值观自信的生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认知体验阶段、评价认同阶段、实践确证阶段。
认知体验阶段，主要解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自信等相关内容的认识、了解和体验问题，主要解决“是什么”“知其然”的问题，以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性认识、概念性把握为标志，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三个倡导”的基本内容等的认识和了解，侧重于知识的积累和提升。
评价认同阶段，主要解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自信等相关内容的合理性评价、判断和认可的问题，主要解决“为什么”“所以然”的问题，以对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认识、价值性把握为标志，比如，对“三个倡导”侧重从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价值准则三个层面进行概括的合理性、倾向性和情感性进行判断和辨析，侧重于价值指向的引导和提升。
实践确证阶段，主要解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自信等相关内容的知识性把握、价值性判断向行为实践转化的问题，主要解决“怎么样”的问题，以对核心价值观的知行统一、内外一致为标志，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概念有肯定的、积极的理解和确信，甚至能在正确辨析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客观合理地得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自觉自律地坚守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侧重于行为实践及实践结果的确证和肯定，进而也是对真理力量、价值力量和践行力量高度统一的确证和肯定。
主要推荐阅读材料:
1.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网，2014-02-25.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刘云山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14.
3.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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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爱玲，孙盼.大学生党员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之调查与思考[J].北京教育(高教)，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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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珂，韩佳佳.价值观自信的哲学观照与概念辨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5).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注释】
[1]车丽萍.当代大学生自信特点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2]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4]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3。在库利看来，自我认识有三个主要成分，即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人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当我们从某个他人的心目中看到我们自己时，这个他人的性格和力量就影响我们的感觉”，“我们总是在想象，并在想象中认同他人内心的评价”。
[5]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3.
[6]转引自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36-337.
[7]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网，2014-02-25.
[8]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1/c_1119897047.htm.
[9]谭小宏，秦启文，刘永芳.基于价值观的个人与组织匹配研究述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17.
[10]周珂，韩佳佳.价值观自信的哲学观照与概念辨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5):26-29.
[11]杨振闻.价值观自信论纲.毛泽东研究[J].2016(1):106-118.
[12]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网，2014-02-25.
[1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刘云山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14.
[14]马利.中国人要有自信[N].人民日报，2014-09-04.
[15]李斌.人民网评:树立价值观自信，补足国民精神缺钙[J].人民网，2014-09-16.
[16]人民日报评论员.鼓起我们时代的精神风帆[N].人民日报，2014-09-04.
[17]杨振闻.价值观自信论纲[J].毛泽东研究，2016(1):106-118.
[18]周珂，韩佳佳.价值观自信的哲学观照与概念辨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5):26-29.
[19]周珂，韩佳佳.价值观自信的哲学观照与概念辨析[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5):26-29.
[20]钱广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认知之维[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北京峰会论文集，2016(10):158-166.
[2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66.
[22]“自卑”360百科词条。A.阿德勒把“自卑感”解释为“自卑情结”，认为“自卑”有两种相联系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促使人们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加快对自身缺点的弥补，驱使人成为优越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能成为人们对自己在能力、素质等方面与别人进行比较时感到不如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否定，主要是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不愿与人交往，缺少竞争意识和勇气，遇事优柔寡断的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或阻碍性心理倾向。尽管现实中两方面的现象大量存在，但是，一般意义上所讲的“自卑”多是取后者的内涵与界定。
[23]参见赵爱玲，孙盼.大学生党员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之调查与思考[J].北京教育(高教)，2016(9):52-54.
[24]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25]云杉.论文化自信:不忘本来[J].红旗文稿，2010(15).
[26]欧阳军喜，崔春雪.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山东社会科学，2013(3).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28]赵爱玲.大学生党员价值观自信教育与引导之调查与思考[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6(9):52-54.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3.
[30]夏甄陶.试论认识系统中的主—客体相关律[J].哲学研究，1989(7):7.
[31]Cross，S.E.，Bacon，P.L.，Morris，M.L.The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78(4):791-808.
[32]Gabriel，S.，Renaud，J.M.，Tippin，B.When I think of you，I feel more confident about me:The relational self and self-confide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7，43(5):772-779.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34]他者评价大体上可以分为个体评价、以社会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民众评价以及权威评价三类。一方面，不论是普通个体还是权威个体，不论是一般性社会民众还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权威组织，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或者是统一性；另一方面，由于个体价值需求存在着差异性、互不雷同，而群体则在宏观上进一步放大个体价值需求差异，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之中，价值需求不但有差异性，甚至存在着对立性。相比较而言，群体评价往往比个体评价的影响要大得多，权威个体评价往往比普通个体评价的影响要大得多，权威组织评价往往比一般性社会民众评价的影响要大得多。他者——不论是个体、社会民众还是权威——在对价值观进行评价时，往往是以价值观所指导的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作为判定依据的，同时又总以自身的利益为评价的支点，因此，差异的他者有着很不一致的评价结果。但是，较为一致的评价意见总会在形形色色的评价意见中显露出来。于是，形形色色的个体化的评价意见就会演化为一种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后，又会演化为官方意见。不论是一般性的社会舆论，还是权威性的官方意见，它们作为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的力量”，对直接处在交互关系之中的价值实践主体定会产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为什么他者的评价会对主体的价值观自信产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呢?这是因为他者评价是自我评价的一面镜子。在通常境况下，自我评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别人眼里我的形象的想象”，即库利所说的“镜中自我”。为什么人常常会根据他者的评价和态度来评价自我呢?这是因为自我评价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直接同一，这样一来，自我评价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而在他者评价中，评价主体是“他者”，评价客体是“我”，“他者”与“我”不具备直接同一性，这样一来，“他者”会带有更客观的观念、选择更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我”，其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
[36]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37]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38]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40]践行度就是指主体对特定的价值观念已认知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为相对于这一特定价值观念的践行程度，它反映的是价值观的知行一致程度，主要通过主体的一点一滴的平凡、日常“行为”来体现。主体只有在日常行为层面发生了改变，才能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