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从“天下文明”到“言立而文明”

文明诗学的起点，是这样一种设问：如果说诗学作为一种理论认识方式，追求它自身认知的真理性，那么诗学的真理性根据或来源是什么？是像数学公式或自然科学式的“普遍性”的工具理性结论吗？“诗学”这个概念本身来源于西方哲学传统，那么诗学的真理性是哲学性的吗？在中国文化与文明传统当中是否具有西方式的哲学形态与哲学“真理”诉求？这不是一个概念、名目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等于：人们对于诗学问题的认知与思考，是否以像获得一枚硬币一样获取此种“真理”形态为其终极性目标？或以获得此种“真理性”为满足？文明诗学不是诉求超越生活世界之实践时空与文明具体性的、“形而上”的理念与概念化的普遍性真理，更不是诉求“知性”层面的抽象的数学公式与自然科学定理，文明诗学的真理形态不是哲学性、科学性、“理论”性的，而是文明性的，具有一种文明意义上的正当性：在文明诗学的视野当中，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文学修辞与生活世界之间首先是文明价值性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真、善、美融会贯通的领域，充实着文学的艺术品质与价值实践能力，而文明诗学带着对于自身文明传统与文明价值的自觉意识，从文学修辞实践出发，对于“人应该如何生活”问题性及其与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问题探究及正当性辩护。这在具体问题上与通常的美学化、审美化的文学艺术理论不一定矛盾，但它力求回到文学的整全性的文化本质当中，回到理解、认知文学的真实的文明价值格局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