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学之争”的文明诗学意涵

“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相对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它也已经是个“从前”的故事[1]。然而，或许只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这个问题变得空前尖锐，这可能源于柏拉图哲学的深广思想纵深，将这个问题与城邦政治和文明生活的生活方式等牵连广泛的话题联系了起来，并把它系统化为一个事关“人应该如何生活”、具有政治哲学高度与普遍性的命题的缘故。由此，这个看起来似乎不那么难以解决的争执，具有了丰富的问题性层次与多维度关涉，以及谜一般的持久魔力。对于中华文明与中国学术思想立场来说，陷入这个问题的烦琐的西方思想史线索，或者分门别类的学科化视野，都非最好的选择。对我们来说，后世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启发性的阐述，或许是以发皇“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学派：后者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文明生活方式的宏大视野当中，并以其内在的文明政治性紧张与思想力度，将这一问题特有的“西方”观念属性与“西方”传统特质充分彰显出来的同时，无论是否出自其本意，也将西方文明本身的限度有力地刻画了出来。所有这些，都在指示或者召唤一种通观中西文明的视野，人们就此也可以发现这一问题的实质，恰恰正在于对于文明生活方式的自然整全性的寻找，与事关文明生活的自然正确性的争执。而这一古老话题探究的现实关切与当下意义，或许也就正在于这些问题地带、问题领域，所可能给予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