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对于“诗”的征用与遮蔽
按照西方古典思想传统，诗人与哲人都堪称是热爱智慧之人，诗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将人类灵魂作为认知主题，并同样拥有关于灵魂的真知。就此而言，“诗”是灵魂学问与性情学问[2]，而灵魂与性情之学，不仅仅是政治的自然基础，同样也是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的基本主题。在施特劳斯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当中，专门处理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伟大竞争者”的“诗”的问题。对于西方传统而言，施特劳斯在这一问题上视野宏阔、判断精准，虽然只讲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可以用作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
哲学赋予诗一种从属性的职能，一种哲学自身无法履行的职能。如果没人认识到人的生活应被引向哲学，那么诗就像人的生活所显示的那样来表现人的生活。自主的诗将非哲学生活呈现为具有自主性。然而通过阐明非哲学生活之中所显示的人类生活核心问题，诗为哲学生活做了准备。诗只有从属于柏拉图对话时才具有正当性……自主的诗发现不了决定性方面……自主的诗使激情变得高贵而纯粹。但自主的诗并不知道激情的纯化必须指向的目的。[3]
这里描述了哲学出于深层的内在因由，对于“诗”的重视与征用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诗”所模仿或反映的生活内容，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认知与价值抉择，准备好了客体对象领域。但仅仅如此似乎还不够，因为哲学同样是性情之学，而且还是更加完备的性情之学——至少“诗”并不关注哲人的性情与其生活方式[4]。从而哲学对于“诗”的征用，肯定不仅仅涉及非哲人生活与人的性情这类“内容”，也涉及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形式”机理与“形式”机制层面的东西。
柏拉图必定深知这其中的奥秘之所在：“理想国”作为对话与语言中的城邦，如何能够不仅仅成为瘠薄的寓言、诗性的虚影、诗意的虚构，而始终保持其为人类世界立法的哲学王权？一向极其谨严的施特劳斯特意强调，“诗”是从属于柏拉图“对话”，而不是从属于柏拉图“哲学”或“思想”：“不仅诗的主题与柏拉图哲学根本部分的主题相同，而且两者在处理方式上具有根本上相同的特性”[5]。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即柏拉图的“哲学”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建立在柏拉图“对话”之诗性修辞或语言的“自然”界面之上，而从“诗”与“哲学”共享的这种修辞性界面出发，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想象当中要亲近得多——这与几何学或数学当中的情形完全不同，更何况柏拉图式的哲学戏剧本来就诗兴盎然。哈贝马斯将是否具有“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连接”关系，看作判别非艺术性与艺术性（文体）的标准[6]，柏拉图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通过这种连接，让“理想国”这个“能指”的诗性语义学结构，保持其意义“所指”的哲学语用学有效性，从而将“诗”转换为哲学、形而上学——神学。这么讲自然不错，但如果只是这么一般地说来，对于柏拉图的理解就太流于表面了。柏拉图的哲学绝非仅仅对话形式上像“诗”，它通过对于“诗”的系统征用而建立“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连接”，也绝非只是语言形式与修辞形态层面上的，而是深层次、内在化、本质性的。柏拉图事实上分两个阶段、两种方向、两套机理，建立起这种“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连接”的复杂机制：
（一）诗歌或文学修辞所面对的，是词语、语言联系着的生活经验的复杂的具体性，而通常的哲学家的思维，本来是寻找诸如“德性”的一个单一概念本质，但却发现了潜藏着的蝴蝶般的一群（具体化的）“德性”，因此，哲学也必须处理概念语言背后的、类似智术师及其传人提出的如下问题性：每个人根据性别、年龄、身份、行为等，都有其不同的德性的具体性相[7]。这样，诗与哲学都首先需要面对的，或许就是诗性语言或者哲学的概念语言，及其芜杂、甚至危险的经验、意义的日常性与具体性。在写过哲学著作和两部柏拉图式对话、堪称现代“柏拉图式诗人”的瓦莱里看来，在修辞性的界面上，每一个单词就像一块架在壕沟上或山岭裂缝上的小跳板，使人可借以跳过思想的峡谷。但是他在走跳板时，不可以重重地踏，不可以停下来，尤其不可以在跳板上试跳以试验其耐力，否则，这条脆弱的桥马上就会倾覆或者断掉。人们只是靠了把单词很快地讲过去，才互相了解和了解自己。所以，人们绝不可把重点放在单词上[8]，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看，恰恰是一个漩涡和陷阱：
它（语词）使我们相信，它的意义比用处更多。它本来只是一种“手段”，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目的”——一个可怕的哲学研究对象。它变成了一个谜，一个深渊，一样使思想苦恼的东西。[9]
简单地、抽象地凝视概念（语词）的方式，使后者成为“一个可怕的哲学研究对象”，这样的认知方式，无论对于诗人还是对于哲学家，都是一个陷阱；而以为诗歌或者哲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玩语言与修辞，无论就诗还是哲学来说，都是类似智术师式的浅陋之见。在此前提下，柏拉图需要证明的是，一群蝴蝶就其作为蝴蝶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不同：“德性亦同样：如果有许多种的德性存在，那么它们必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由于它，它们才是德性”[10]。柏拉图首先需要的，就是用哲学理念（语词）语用学所指的固定或强行植入，来截断、终止语义的（诗性化的）自然生殖与经验性发散、自发性蔓延。在这里，柏拉图是通过音乐类比，以音乐“节奏”随从诗歌“语言”的方式，来使概念“语言”随从理性“灵魂”。这从表面上看，是修辞层面上的诗性机理操作，似乎正是柏拉图对于概念语言的诗性处理，使得我们跨越了它作为“一个可怕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属性，从它上面轻易地滑跃而过；而完成这一过程的，似乎是诗性语言音乐般的、类似物理性的美妙的同质性，作为“手段”性、工具性的“跳板”与桥梁，使得哲学“语用学”意义得以快速通行，完成聚合。但事实上，这里已然发生的，是用灵魂的理性德性击穿、穿透了“诗”（语言）的自然自主性，于是直接将“节奏”之类的“优美”“出色”品质，与“人格思想境界”[11]等价同构起来，由此，将（包括修辞与语言自身的自然属性在内的）自然属性按照其需要变成概念化的隐喻，并被赋予某种了理性德性内涵：
这一东西，因为它把真理提供给了那些可被认识的事物，同时又把认识事物的能力分配给了具有认识的人，你就称它是美好的东西的理念……正如我们在前面合理地把光芒和视觉看作是像太阳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也合理地把这两件东西看作是如同美好的东西一般的东西……然而，美好的东西的本性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更高的估价。[12]
柏拉图就这样跨越了自然与德性、诗歌与哲学之间的鸿沟，尽管这终究不过是一个“回声”和“倒影”的过程：“可被认识的事物”所内含的“真理”，是被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的灵魂本身提前置入的、它自己同意的“真理”。这样一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在这个貌似诗性与修辞性的层面上，柏拉图看起来就像诗人一样，似乎并不关心事物贯穿性的概念、理念性本质，但这恰恰使他对于“本质”属性的收割、赋予与生杀予夺，深入到世界的客观性与事物的自然经纬、自然机理当中，从而变得优裕、“丰富”而富有“内容”：用类似后世的哲学概念之网，捕捞一堆抽象的概念性“本质”与“逻辑”关系，不是柏拉图这样的哲人要做的事情。同时，这也使这个过程变得既从心所欲、八面玲珑，又像神一样无可辩驳，从而完成了哲学收编“自主性”诗歌的第一个步骤。
在这一过程当中，伴随着柏拉图对于修辞术与智术师传统的贬斥。柏拉图的传统认为哲学家处理的是辩证法与概念，而将智术师则看成是玩弄修辞的伎俩。但即便是智术师式的“看似如此”（plausibility）的修辞方式[13]，也并非仅仅是知识理性与理念真理的影像与工具，它至少以片面与极端的方式，凸显语言的一种自然性维度，即其内在的自然差异与自然同一维度：语言当中包含多种层面上的、同一与差异共存的自然结节、自然秩序。智术师善于对自然序列当中的某个方面进行夸张或曲解，用以制造歧义、混淆是非，但正因此，自己经常也被这种修辞性秩序所欺骗与囚禁。与之相比，诗人则对于修辞的态度，更加具有“自然”的周全性与圆融度，至少不会被自己的修辞与语言的“制作”属性所蒙蔽。柏拉图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于智术师式修辞与诗人修辞的双重洞察与超越之上，则非但不会有诗意盎然的对话文体，也不会有其金字塔式的理念论哲学体系。在这里，柏拉图在超越了小处机变百出、大处尾大不掉的智术化修辞的同时，利用了“诗”性的某种内卷化、内聚性、混沌性的同一化机制：他将“诗”与诗性的横向组合机理，用作理念金字塔之基础或基座，以此来保持着这一理念体系、意义体系对于存在领域与意义世界的开放性和吸附力。这是一种横向的“诗”化机制，而这个过程，是柏拉图对诗的征用的第一个阶段。
（二）建构柏拉图式的理念金字塔的过程，如上所述，包含、利用了某种诗性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尽量地伸展诗性修辞及其维系、表征的“自主性”生活方式的自然幅员与自然纵深，以此完成对于世界有内容的、实际的“占领”。柏拉图接下来，就通过这种异质同构的类比修辞“桥梁”，迅速地将战果不断扩大开来：“绘画以及所有类似的手工艺中充满了这些，纺织、刺绣、建筑以及所有制造其他家庭用具的行业也充满了这些，直至各种躯体以及其他生物的本性；在这些事物中都存在着优雅和不雅。不雅、缺乏节奏、缺乏音调，这些是低劣谈吐和低劣性格的亲族，与此相反者则相反，它们是谨慎、高尚的性格的亲族和模仿品。”[14]与此同时，却从另一方向或维度上，弥合或同化其内在的自然差异性，挤压并曲解其内在的自然价值秩序、自然正当性之“自然”差序与“自然”经纬，从而取消其作为正确生活方式问题解决途径与路向的可能性。因此，当柏拉图将这种“自主性”领地的征伐与接收机制不断地延展、推演开来的时候，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与演员游移的舞步之间存在一条精准连线一样，这恰恰同时论证了一个垂直纵向的理念论轴心：“当你想到有另一种东西比它们更美丽，你就想得对了”[15]。就此而言，“诗”（及其所联系的作为经验具体性）的“美好”，不只是因为它对于“美好的东西的理念”的投影与粉饰；同时，它也不仅被对于“美好的东西的理念”进行“更进一步的、更高的估价”冲动所吸引，更主要的，它还是柏拉图理念金字塔之能源消耗的吸收、输入“端口”——由它来供给这种金字塔式的理念“更进一步”“更高”的“攀升”运动以动力，并使其整体活跃起来。
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这一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孤立的语词与概念层面，而需要、也必然不断放大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维度：“有一个贯穿许多分离着的个体的理念和被包含在一个较高理念之下的许多不同的理念，有一个会合众体于一而贯穿于其中的理念及许多分离孤立存在的理念。”[16]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就以此种从德性理念出发、对于自然进行分割与压抑的方式，形成德性宰制自然的价值理念层级，从而组织化、体系化地完成了德性理念贯穿自然并返回自身的过程，理念金字塔也就由此辉煌壮丽地挺立起来。总之，《理想国》的理念秩序与生活世界之间，以及灵魂秩序与城邦秩序之间的类比与同构，建立在对于上述纵向与横向维度上的自然差异与自然序列，加以形式化、但又是生产性的组织、关联的基础之上。此种有似于“诗性”机制与“诗性”处置的结果就是，柏拉图的理念秩序或者理想国的壮丽图景，不仅成为赋予存在世界意义的巨型隐喻体系，并锻造出像拉杆天线一样的价值层级结构；与此同时，它也像诗歌一样，保持着开放性的“蝴蝶”效应与意义生产机器的机能：它不仅从柏拉图的头脑延伸到哲学理念（修辞），同时也从理念层面占领了广大的存在领域与现实的“城邦”。但这恰恰使得柏拉图的对话本身，从整体上成为一个内卷化的意义漩涡——这也就是说，柏拉图不仅是为了使其成为“一个可怕的哲学研究对象”，同时也要将其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宇宙，变成太阳下的现实世界的生产者与“父亲”。[17]
这样，柏拉图就以一种生产性、肯定性的方式，战胜了“诗”的生活方式带来的自然自主性，包括后者作为城邦生活方式内在的自然差异，以及智术师所张扬的抽象的、启蒙主义的自然概念，对于德性伦理与传统习俗的破坏。柏拉图在某种意义上，或真如瓦莱里所说，他要打造的是一架“诗情”的生产机器，一个具有动力性运作机制的理念体系[18]，而正是通过这一诗性的动力性机制，不仅仅将修辞与语言吸纳进理念当中，同时也将世界的经验现实本身，席卷与吸收进金字塔式的理念体系当中；反过来，它又可以将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的诗性的自然整全性，用作理念体系之“道成肉身”形式：柏拉图的真正雄心，或者说他对于荷马这样的诗人真正富有雄心的“模仿”，不是像近代形而上学那样构造叠床架屋的“理性”建筑体系，以及思维自我思维、自我肯定、自我论证的自洽性，而是将世界本身变成它的生产材料与思想产品。这就使得柏拉图哲学全面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并以决定人们解决“何为美好生活”与“人应该如何生活”问题之思想方式的途径，生产作为“理念”的投影与产品的现实城邦秩序、文明秩序。从这个意义看，柏拉图说世界是理念的投影，就其本意而言，这并不只是一个隐喻或一种隐喻性的说法：如同诗歌善于使用隐喻、但诗歌的现实作用却并非只是隐喻一样，这是一种纵向的“诗”化机制，它建立在横向诗化机制之上，其核心要义在于它就此将理念体系本身，变成一种世界意义生产、加工与输出的动力性机理与机械装置。由此也说明，柏拉图哲学对于“诗”或者“美”这样的底部端口的需要，是内在的[19]。此为柏拉图对诗的征用的第二个阶段。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柏拉图在将“哲学”变成“诗”的同时，也就将“诗”变成了“哲学”，用施特劳斯的话说，是用取消“诗”的自然自主性的方式，将“诗”变成了“哲学”。但在这里，哲学不仅仅意味着对于生活经验内容上的普遍化，同样，它也将生活世界内在的自然层级性与差异性，形式化为思维的自我复制的空洞循环，或概念化为可以被轻松跨越和忽视的抽象性。柏拉图正是出于此种否定性的意图，对于诗所表征的“自主性生活”本身进行了反自然的同质化与抽象化处置。尽管不能以简单粗暴来理解这种同质化与抽象化，但却也只有通过这种同质化与抽象化，柏拉图才可以将“哲学核心问题”置入自主性生活秩序。这是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建立在对于后者的自然秩序加以同质化和抽象化基础上的）那喀西斯式的镜像化机制，就不能否定如下的可能性：要么自主性生活方式当中根本就没有、或至少没有一种特定的（柏拉图式的）“哲学核心问题”，要么这种生活方式同样有“自主性”地走向并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自然”可能性。就此而言，柏拉图对于“诗”的自主性的否决，事实上是对于诗歌修辞所联系着的生活秩序之内在自然价值差序体系的否定，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生活秩序（在其最高层级上可能具有的）自然正确性的否定。然而，在西方传统之外，要说只有柏拉图哲学才是走向正确生活方式与正当政制秩序的唯一可能路径[20]，这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