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与孟子诗教的问题性格局
孟子的义理系统，不是从形而上的概念和思辨体系出发，把“道”当成抽象的理念和遥不可及的彼岸性存在，而是要现实地、具体地理解与完成“道体”之整全性和内涵性在场，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实现从“实然”向“应然”层面的越升。具体来说，孟子并未完全否定告子“生之谓性”的人性之原始自然性层面，也即并未完全否定“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层面[9]，这类似于董仲舒“道者万世之弊”，或天台宗义理系统当中的“贪欲即道”的思理。这一思路与思维方式的特征，都在于其考虑的是“道”的实存和在体，而非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层面的“道”：孟子的“道”具有肯定性、内涵性、价值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限定性的抽象规范，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汉代诗教；它追求“应然”方面的超越性，但同时正视而不回避世界与人性构成之“实然”的现实状态，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宋儒形而上学的理学思路。在这一交汇点上，孟子学说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上古以来诗教传统的体现：“诗教是指以诉诸人们感性的诗歌音乐艺术为媒介的道德品性教育，它既是封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古代艺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核心内涵”[10]。但孟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教传统的继承者，既能够符合孟子的学说格局与社会理想，又能够具有现实的教化作用的，是孟子出于他自己的时代历史条件，综合“王者之迹”体现的儒家政教理想与孔子作《春秋》的现实精神而来的、从个体心性层面上弘扬与重建的诗教传统：“王者之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这样，综合起来看，孟子最擅长的两件事项，“知言”与“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之所以看似毫不相关但孟子却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说，就在于无论是“知言”还是“养气”，事实上都是在力求把握人生命存在之“实然”的自然状态下的现实性，从此出发，就是握捉摸不定的心性问题的某种具体着手之处。这样的义理系统与取向，体现在诗教与文艺理论问题上，“诗”与“言”就属于人的心性之“实然”的自然状态，而孟子“以意逆志”的论诗、解诗方式与方法，由此就具有了存心、养性的修养、教化方面的积极意图。从心性角度看，“性”是“心”之本然、本体，“心”是“性”的实存形式；同时，“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说文解字》），“志”是“意”的统属，而“意”是诗中之义、言中之义，是“志”的具体化。但总体而言，“天命之谓性”（《中庸》），对于孟子来说，只有渊源自“天命”之“性”的道义责任担当，才能称之为“志”，所以一方面，“志”和“性”是同属一个“应然”层面的东西，而“意”和“心”属于“实然”的现实具体性，另一方面，“志”和“意”又分别对应着“性”和“心”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具体内涵。
附—1 孟子诗教范畴表
由此，“诗”与“言”，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作为“性”之实然的“心”迹之所“存”，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志”之具体化的“意”。于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在一定的情况下，心性教化问题可以转化为诗中之“意”、诗人之“志”的问题，“存心养性”问题可以转化为“以意逆志”问题。也因此，从诗教的角度出发，“存心养性”当中的心、性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从诗教的层面来“以意逆志”，则心性教化、存心养性易于着手，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公孙丑上》）。这其间，多出来一个“气”或“养气”的问题，这对于“以意逆志”问题恰恰很关键，它至少包含以下这几层的意思：
（1）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的注疏，“气”与“心”之间是本、末关系，而“心”与“言”之间是内、外关系，因此两者不能简单类比和等同。但无论如何，含“意”之“言”、存“心”之“迹”，虽非道和天性之实体、本体所在，却是“志”与“性”的具体存在方式和体现，要想将其全然泯灭，不仅不符合天道与人性，而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因“言”以知“心”，从“心”之形迹入手养“心”之本性、本体。这个过程是一个心性修养与教化的过程，而所谓的“言”（“诗”）和“心”，正是孟子诗教的具体实践领域，是诗教展开的基础，也是“以意逆志”的出发点。所以，舍本逐末自然不值得提倡，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却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舍此无从着手或至少是很不容易着手。
（2）于是，据此可以清理出孟子的两条思想线索：
“外”（以意逆志）：“意”（“诗”“言”）→“气”→“志”
“内”（存心养性）：“心”→“气”→“性”（“天”）
孟子对告子的点评，节略性地指示了这两条线索当中有关内、外、本、末的一些关键之处，而非全部问题。一方面，“志”为“气”之帅，说明“志”高于“气”，是孟子所谓“养气”的目标与指向；但另一方面，如果将“以意逆志”归结于“存心养性”（如上文所说“以意逆志”是“存心养性”的一种方式）的话，其实也只有经由“养气”的生命化、具体化的修养过程与修养方式，“养性”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意”与“心”属于“末”的层面，“志”与“性”属于“本”的层面；就道德伦理内涵而言是“意”“志”，就人性的构成与归属而言是“心”“性”。但总体而言，“意”与“志”不是凭空而来的，道德、伦理不是自本自根的，而是“意”“志”在“心”“性”中，道德、伦理在自然性（“天”）之中。因此，前者表现为“外”在的道德伦理属性与习得技艺，后者为“内”在的人性自然基础领域。
（3）“气”因此不仅是这两个过程当中各自的“纵向”的中介程序，是将生命之本末、内外沟通而使以意逆志、存心养性得以实现的中间环节与必要条件：“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同时，它也是“横向”连接这二条教化进路与思想线索的连通器，“气”是人的现实生命、现实生存的特征，“意”“志”“心”“性”及内、外、本、末，统一于以“气”为特征的士人个体生命的现实生存，统一于以“气”与“养气”的循环形式构成的士人生命仪轨：“气”不比“志”“性”更高，却比“志”与“性”具有一个超个体，但却又是具体的、可以措手其间的自然性底盘——孟子将“养气”与“知言”并列，或许就意味着它们同样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所以才为他自己所“善”长，也正因此，“气”超越生命个体本身，将更加浩大的生命价值格局（“浩然之气”）包络进来，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