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筮与修辞：实践性牵连的生活世界之内涵性意义诠释

如上所述，在中华文明传统当中，认识论、知识论的维度并不具有特出的显著位置，而是内涵于生存性、实践性的存在界面：认知理性、知识理性本身一般不会脱离生存经验质料与生活实践内涵，远距离地进行形式演绎、抽象架构、外延化伸展，一种实践性牵掣的、存在论层面上的认知关系与诠释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里所谓的内涵化，指的就是“内涵”、内在于概念理性的抽象性外壳，“内涵”、内在于事不关己的客观“观看者”、旁观者态度，“内涵”、内在于“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及审美“距离”。由此，在这个层面上，诗性就可以看成超越概念理性形式与先验范畴体系的中介，通达以自然性为基础的文明意义-价值秩序整体的“自然”经验本身。这种对于世界与生活事件的理解与表述方式，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认知方式与诠释方法，同时，在这样一种文明与思想传统当中，认知理性与认识论机理也必然有其特定的属性定位与构成方式。

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性的简单、幼稚的低级思维，要么就是具有模糊不清、朦朦胧胧的文学艺术化的“诗性”特征。按照这种“逻辑”，就需要将西方式的形式化、概念化的“逻辑思维”带入这个内涵性的生存与阐释领地，来克服这种文化与文明的“缺陷”以及思维方式的“缺陷”。但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更加优异、更加复杂与微妙的“逻辑”与“阐释”方式方法，来对于这种稠密、精微的生存体验进行内涵性理解与阐发。与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三段论相比，《周易》错、综、复、杂的思维方式或逻辑思维，可以说是“八段论”甚至“十段论”：

这是告诉我们看事情，不要看绝了，不要只看一面，一件事情正面看了，再看反面，反面看了，再把旁边看清楚，同时旁边亦要看反面，这样四面都注意到了，还不算完备，因为内在还有变化，而内在的变化，又生出一个卦了。除了乾、坤两卦外，别的卦把中心拿出来交互，又变了一种现象。这现象的本身，又有综卦，又有错卦，这就是八面看东西，还要加上下一共十面，所以把老祖宗拿来和黑格尔这些人比，简直冤枉得很。[8]

占筮不同于哲学式的概念思辨，它不是将认知对象推到一个客体性的地位上，而是认知主体与被推求的事项，共处于一种“吉凶与民同患”的关系情境当中。除去关于占筮的神秘化解释外衣，实际上，正因为有了这种内涵、内在于生活经验质料、肌理、皱褶内部的认识方式与思想方式的精密、复杂，使得它仿佛具有了某种类似神异的“预知”、预测能力，而实际上却不过是一种更加精微、更加贴切、更加“具体”的实验性推理与理性思维的结果。

在中西古典文明传统当中，对于诗乐教化的作用都相当重视。从现代视野出发，会将此看作某种不切实际的迂阔与理想主义。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事情的本质仍然正好相反，古典传统对于诗礼教化、诗乐文明的倚重，正出自于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即对于人性自身局限性的冷静认知：人性本身长短不齐，并不像现代人理解的那么“理性”，将人性理解成同质化、原子化的均匀、齐整的个体性集合，恰恰是将人性概念化、理论化了；而超越性的理念、坚硬的概念与整齐的先验范畴体系，却都无法深入人性与生活领域内在的肌理间隙与生存的幽微屈曲；但这些让寻常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无所措手之处，正是未被命名、未完成意义化与意义综合的幽暗领域，也才是真正的生活与生存领域的现实“内涵”与实际“内容”[9]。正因此，修辞术“是对于人类缺陷的让步，不是对不正义（的让步）”[10]。《诗经》的诗歌修辞与诗性教化，不仅仅如上文所说是中国人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直接连接实践智慧和实践维度的层面，而只有一种实践性的具体的整体性、一种具体的意义综合，才是能够顾及人性与生存领域的内在凹陷、曲折与泥泞的理解方式。放大视野来看，这最终成就一种“言自近者始”（《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诗性经验逻辑，它有着从内在认知内在、从内在确证内在、从内在检验内在的“内涵性”的文明认识论与价值诠释机理，由此建构起广大的文明认知与文明实践的时空秩序。由此，所谓的“至大无外”的“天下”秩序，才不是一种蒙起眼睛的精神胜利或者主观自大。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防止外在与外部的世界成为“物累”，或扰乱与迷惑内涵性的生活世界价值与人内在心性的东西。

人类生活世界与人性化生存，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意义实体，不是一个概念化的齐整的理性秩序，不是一个在范畴体系与抽象思维观照下的闭合的客观性与客体对象，而是在一种具体的、实践性的理解与诠释当中存在的意义构成与价值内容。反过来说，意义与价值的完成，标志着生活世界的完成，也标志着后者的实体化、形式化、理论化、理念（理想）化，主体与世界之间变成了一种抽空了经验内容的主客体对象化关系中的形式关联与外在关系。所以，一种文明价值构成与文明意义之内涵性诠释机制的前提，就是承认人性化生活与人类生活世界的有限性或者局限性，承认人性本身的参差不齐的现实构成：意义的诠释与价值的建构，都是出自文明主体的自觉的实践，它内在于被诠释与被建构的对象或者秩序本身，诠释与建构实践在后者当中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实质性位置，并深入生存格局内在的肌理间隙，弥合由于人性的长短不齐而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撕裂与对峙；反过来，主体性本身同样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被构成性，主动地留存一个被建构的主体性层面或时空。因而，这种内涵化诠释与建构所指涉的，也就不是客体对象本身的外延性、外缘化属性，而是内在地牵掣、引动与完成其本体性的、实体性的内容，这才是内涵性之为内涵性的真实意涵。反过来说，保卫《周易》与《诗经》的内涵性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阐释方式，就是保卫中华文明的内涵与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