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自然”经验格局构成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这种文学修辞与文学经验的“自然”秩序，最终是文明生活世界本身的自然秩序，它同时是生活的起点与终点、最低处与最高处，“自然”成为自然的“自然”，走向自身的圆融，这就是文明的诗性，当然也是文学的文学性之源。中国文学在这里具有一种深广的文明渊源与文明格局，出自这种中华文明深层的“诗性”特质，不待康德式的“现代性”美学视野，中国文学已经掌握了文学与诗性的深度本质，从而也掌握了文学的深层文明本质、文明渊源与文明价值格局；反过来，文学修辞也深度进入与经营、“经纬”着文明生活本身的价值秩序——在这二者之间的中国文学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它的内涵的丰富与全面，不是从属于“现代性”文化价值之残疾格局的美学所能理解与比肩的。而我们不假思索地将西方的“现代”思想拿来，奉为金科玉律来衡量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不仅仅是削足适履地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割截得惨不忍睹的问题，而且也将其内在的虚无本质与价值迷失背负在身上，当下文学领域的很多问题，不能说与这个百年以来的虚无主义的“小传统”无关。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这种“三易”的文学经验组织与价值格局，可以相通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用心，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反过来，《史记》亦可以或正需要放置在这种广义的文明叙事意义上的叙事文学观念当中来加以理解，或者说，古往今来人们本来就是将《史记》置于此种“叙事文学”范畴当中、事实上就是这样来理解《史记》式的“叙事文学”的：“究天人之际”是对于“变易”的自然经验与生活世界的探索，“通古今之变”是对于人伦历史之变化规律、法则的“简易”的“热思”、通观、统揽，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像《春秋》一样，为人类的生活秩序确立“不易”的文明价值之法。从这个终极目标意图上说，“史实”与“虚构”、“写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分，并非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天道性命是一个深微、神秘、无限的大问题，人类有限的智慧无法把握这个大问题。如果试图详细地说明、实证天命，那么不仅不能把握天命，反而会歪曲天命，把深微的天命降低到方术的水平。”[10]历史叙事的文学性成分，是为了将其背后的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事实真实与价值真实、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更加准确、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相反，即用文学性的手法来虚构历史、掩盖真相。如果说史书尚且如此，反倒要求文学作品遵循一种外部的、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则是更显其胶柱鼓瑟的荒唐。
由此人们也就更加能够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叙事的“用心”之所在。在这方面，与中国文化融汇之后的“三教合一”的佛教与禅宗的观念，讲得非常透彻，并且也实质性地影响到了像《红楼梦》这样的巨著的核心艺术理念。事实上，如果从佛教的“真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观念出发，怎么会执着于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写实”，与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真实？而从“指”“月”之理、“色”“空”之际的关系来看，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索隐”的研究路径可行与否，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另一个维度上的问题，并且服从于作品的核心主旨：即在由文学修辞的自然理性、文明理性出发的世界认知与道德主张支持下，进行其文明价值表述与文明价值实践，从而实现一种关于文明生活方式上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立法。但正因为这只是一个“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红楼梦》第一回）的过程，所以“满纸荒唐言”与“实录其事”（同上）丝毫不构成矛盾。
其实，从“写实”与“虚构”的角度讲，《项羽本纪》与《三国演义》之间究竟能够有多大的区别呢？当然更主要的是，被“写实”与“虚构”关系一劈两半的文学心智，既不能理解《史记》的文明立法用心，也不能理解《三国演义》的文明价值诉求。“新历史主义”将自命“真实”的人类历史书写，全都当成了文学叙事文本与修辞技艺的产物，这结果就是解构了人类历史貌似的客观性与神圣性，导致真实与虚构二者界限的完全消融甚至混乱，其结果不免走向虚无的极端。但这只是从消极一面看，如果从积极的一面看，则对于似乎“非文学”叙事的文学性与叙事文学本身的“真实性”双方，都应该有更加通脱、全面的看法：“过去楔入现实时，是完整的、未被分割的，当我们让它们就范于那些构成‘历史’的清规戒律时，这种真实的完整性就不复存在了。”[11]然而，将“历史”或者史书理解成只是一种“清规戒律”的“客观性”，或者一种对于过去时代的“客观性”的简单再现，这只是某种特定的“现代”观念，这种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念，与审美实体（存在者）的美学观念，都是西方“现代性”传统之虚无主义价值的具体体现：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诗经》读作客观性的、实证性的历史著作，或是说把《春秋》读作文学性的“虚构”，而是说这种所谓现代的（审美虚构性的）“诗”与（客观实证性的）“史”的观念双方都出了问题，（史书）“写实”而（小说）“虚构”的观念，都是将一种片面的认知当成了全面本质，因此都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之一体两面的表现：作为这种观念来源的现代感性主义美学与现代实证主义史学，都是作为文明理性与文明价值残疾的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的典型症状[12]。这自然不是说应该简单返回上古时代的文化观念，但至少应该对于西方近代所谓“现代性”观念的局限性与其自身的困境有所反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前文明的自然状态，而“史”则本来就是通过踵事增华、矫枉过正的修辞来展开文明“教化”——“立法”的用心，或者说“史”本身就是战胜、超越“野”的前文明状态的“文明”结果与“文明”价值格局。所以，如果用写实的“客观性”来要求和衡量“史”，则圣人之言完全无法理解。
在历史与现实生活内容主题的维度上，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赤裸裸”的道德说教意味，是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之一，也是现代读者接受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最大障碍。不过，这并非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独有的现象。瓦特在研究18世纪“小说的兴起”时，以笛福、理查逊等作家以及当时的普通读者对于《荷马史诗》当中“不合理不道德的偶像崇拜”与“其展现的风俗和道德”的不认同，来说明小说与古代史诗这样的叙事文学“实际的相似之处只是理论性的、抽象的”[13]。但这似乎恰恰可以从反面证明“道德风俗”等内容，是古今中外叙事文学共同的介质或“填充物”，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知、如何利用这种介质性的内容；而所谓的“不合理不道德的”认知，恰恰说明叙事文学的深层基础与修辞理性，是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道德风俗”之下的东西。正因此，以此来说明小说是与史诗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社会学描述，似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理论性”的穿透力和“抽象”概括力量的太过表面化认知。人们直到今天，也不会简单地认为小说与史诗的叙事性共同性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同样对笛福时代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基督教道德感到陌生的比如后工业时代的小说，以及出自其他民族与文化传统当中的小说，难道都只是“理论性”的小说？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能够穿透这个“道德说教”层面的眼光，必须靠“审美愉悦”的中介才能获得某种教益的话，其实读无论什么样的作品也获得不了多少“愉悦”和“教益”。
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那里，几乎在其每一页文人写作的通俗文学作品序言当中，都喜欢援引《诗经》《史记》等的人伦教化、政治镜鉴作用，来对其予以褒扬和辩护，只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此种“迂腐”的“陈见”，从未认真予以对待。古人这么说，或许也有作为其思维惯性的盲目性的一面，但根本上却无大错：正是在恢复文明生活的自然理性与自然正确的价值立法的意义上，小说、戏曲可以与《周易》《诗经》《春秋》《史记》及唐诗宋词等一体通观。“德者，得也，就是人天生的禀赋或者特性……这个德百姓日用而不知，你跟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真的了解自己吗？……如果除去德只谈道，那么无关乎内圣外王，脱离了民生日用，就变成空洞的谈资。”[14]叙事文学的特征，在于它更加自觉地以人伦间、主体间的经验关系与价值体验的具体性，组织与营造一个文学意义之客观化、现实化的“戏剧性”构成与“戏剧性”格局，并由此将其接入文明价值秩序化的理解共同体——叙事文学的所谓“史诗性”“文明性”关怀应该从这里去理解。但这不是为了虚构一个客体化的审美对象，或者停留于抽象地进行的对象化的外部审美地步，而恰恰是为了以对于“变易”的内部时间与空间性经验领域的超越，完成对于人类生活秩序、文明秩序之“简易”的本质把握，从而确立文明价值立法的“不易”性。
从这个意义上，宇文所安将中国文学的特征理解为对于时间性的对抗与超越是深刻的，但在理解的整体方式、方向上似乎正好弄反了[15]。而如果按照康德式的“美学”观念与审美诗学的理论，这自然是没有理解文学的“本质”在于通过审美愉悦，来达到“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情操”的作用机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正是这种道德情境、伦理事件的几乎强制性的楔入，比之单纯的审美凝视，提升了“人性”构成的复杂性与具体可感性，对于读者来说，强化了阅读与接受境况的带入性。这有点像《易经》的占筮：大多数多少有些理性的人，可能都不会相信几根蓍草就能决定世界、人生的命运格局，同时人们也很容易举出例证来证明这种占筮的结果并不灵验和准确。但对于处在特定的、具体的经验情境当中的认知主体来说，这种结果本身却并非外在与偶然因素，而是其经验的现实与本质构成的一个部分，并且由此加入因果关系的一种“循环”与“轮回”性的链条。事实上，不仅仅与此认知情境无关的旁观者，即使是“事中人”也能看清这种因素的偶然与巧合性质。然而即便如此，却任谁都无法排除其现实的可能性：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带来的自信、犹疑与惊惧，不仅同样是现实经验与现实因果关系链条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偶然的、不确定的可能性，甚至比之合理化、概念性的确定性，更适合于艺术性主题的呈现，或者说，比确定的、理性地可理解与把握的事实，具有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量。在《喻世明言》第一篇、也是“三言”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当中，当命运的惊人巧合出现时，局中人平氏也同样感到“毛骨悚然”，而作者本人难道会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概率极低的巧合吗？但尽管如此，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经验当中能够完全排除吗？对于读者来说，恰恰是这种无法排除的“巧合”的可能性，具有更加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与现实教化作用：这也就是说，这种巧合的外部性与偶然性，对于艺术经验构成而言，恰恰是内在的、本质的，并且是富有魅力的。
反过来，如果按照美学理论，作为一种被萃取、提升的“审美本质”来看待这一切，则意味着将艺术经验密合与封闭成为玻璃球一般的密闭实体，而这也就意味着将其视为一个外在的、客体化的“审美”对象。但这种审美的“本质”性，在这里恰恰变成了外部的偶然性与（审美）“超功利”的因素，以及符合（美学）概念理性思维轨道、可以概念性地加以理解与把握的对象、客体。因此，一个“纯美”的凝视对象，就像那光彩照人的“珍珠衫”本身，即便不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与理论化幻象，也是极其贫乏与容易催生幻觉的。艺术性之为艺术性的具体化展开，恰恰是以“珍珠衫”的道德牵涉与伦理纤维穿透纯粹“审美”的玻璃壳，将人们牵扯进艺术力量之内涵性领域当中，而非将其停留在外部的观看者与“观众”地位；反过来说，如果剔除掉这种道德化的铺垫与说教，故事将从这样具体化、处境化的接受情境当中，脱嵌为一个与任何人都无关的、娱乐化的猎奇对象。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这种“道德说教”，非但不是外在于艺术性的因素，而且恰恰是更加深刻地看透了艺术性的本质构成，以及艺术与生活经验二者之间更加“自然”的相互内在、相互交融的关系格局的结果。它代表了一个更加现实、更加可感的文学接受语境条件的具体性结构：正是在道德情境当中，建立起了文学叙事、理解、解释与接受的普遍性、共通性基础，由此，道德情境仿佛是一种介质、一种导体，从而包括道德教化作用在内的艺术性力量，变成了一道可以随时击中读者的“雷电”，而非被人从远处观看的、与谁都无关的、具有“审美超功利”属性的“别人的故事”。这反过来，也说明美学与审美诗学本身对于艺术性及艺术发生作用的机制，理解上的狭隘与片面。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此种历史生活内容与道德主题，往往导致一种轮回性的时间、历史观念，以及一种因果循环的道德观念。现代读者多将此视为迷信观念与令人不耐烦的迂腐说教。但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外在的观念与理念，同时也与叙事文学及其文学修辞理性扭结在一起，与叙事文学的艺术形式、艺术特征联系在一起。启蒙理性相信人性是自足的、完美的，它抱有的是一种关于人性的普遍性、普世性的价值观，并且相信人性会越来越好，至少会与现在保持同质性与同一性，人因此是自己为自己提供存在理由的原子个体或“单子”。这反映在时空观念上，就是一种笔直的、线性的历史观，以及一种单向的、发散性的因果逻辑链条。这就意味着历史走向与因果关系有去无回，至少是回到自身的可能性极其渺茫。而这将表明人无法预知自身行为的作用与后果，也就意味着人无论为善、为恶，都无法真正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减轻了人的善行的历史性负担，但同样也卸去了罪恶的人性成本，恶行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承受相应的罪责。但如果能够看到人性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就会认为所谓人性的完善性与普遍性的本质，只是人性在自我认同、自我返照的弯度当中的一种片面幻象与瞬时断面，历史不会笔直地一往无前，历史总会不同程度地不断回到自身，并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论证、生产自身，从而所谓的“循环”与“轮回”，在这里就是对于这种认识观念的一种或许略显夸张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形态。
时间性的轮回与因果关系的循环，意味着对于主体性的某种限制——如果还不算废黜的话。在这种限制所留出的空间与余裕当中，作为人性之基础与背景的自然性与自然价值秩序，作为一种更大的价值参照系统就此登临，而人性自身的有限性与局限性，也在此间得以体认。叙事文学当然不是通过概念性推理和理论论述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而是将自身对于世界和人伦生活的理解，铺展在文学修辞的叙事过程与叙述性长度当中。叙事文学的叙述过程与叙事长度，代表了叙事文学之修辞理性对于生活世界的时间性、时空经验关系的一种组织与认知方式，代表了从其价值理解出发的对于生活世界秩序的安排方式。这种长度自然不可能无限地拉长，而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之内收束，因此叙事文学当中时间历史的轮回图式、因果循环式的善恶报应结局，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就同样是文学修辞自我理解、自我操持与自我完成的自然理性的表征：这种因果循环和时间轮回性的观念格局，从而也就包含着叙事文学自身对于时空经验格局与人伦价值世界的体验和思考方式，以及这种文学体式、文学修辞缝合、完成自身的全方位的文化实践技艺与文明价值实践方式。然而也正因此，文学叙事为了发掘与考索人类生活的本质秩序，它也经常将其艺术思致伸展到历史时空与人伦道德世界之外，轮回与循环的时空经验组织模式，也就得以在一个更大的格局当中，来表述自身的价值诉求和文明世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