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作为尖锐的生活秩序与文明政治问题
所谓的现代性传统，是西方近世以来在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层面形成的一个总体性的文明价值型构与生活世界秩序。而所谓“后现代”与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虽然时常以批判现代性文化与文明价值逻辑为出发点，但事实上往往更加深度地陷入现代性的漩涡当中，所以它们只是现代性的极致化呈现，而并非真的走出或走到了现代性传统的对立面——这其中的原因，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在现代性的逻辑前提下反现代性的结果，像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从批判现代性出发，最终却无不更加深度地卷入现代性的问题圈套当中，更加极端地推进了现代性的困境。西方的“现代性”文明价值谱系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技艺，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的主要参照坐标与效法范型。所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方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的深度影响，使得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时，必须时常深入西方文学的古今传统当中；而在文学传统的“古今之变”的问题性面前，“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区别，常常大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文明鸿沟，在一些情形下，东西之间的文化与文明差异甚至可以暂时忽略不计。这样，我们这里的反思，就需要在参酌与通观古今中西，尤其是“古今之变”的视野中展开。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当然不等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传统，但后者在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当中，确实在一些关键点上撬动了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与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艺术面貌和文化品质，因此，将它们视为“现代性”传统的标本性与关节性的反思对象，似乎也无不妥。然而，即使在中国，文学艺术意义上的“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无论中西似乎都有很多人认为，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尤其“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技艺，已经是文学不可超越的普遍观念常识和艺术地平线。不过，即便在“文学本体论”的倡导者兰色姆那里，那些“现代诗人”尽管“可能违心违愿地证明了真正的本体效果”，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背后那种文化的偏狭与悖谬，似乎仍然有些令其无法忍受：“他们感到自己那种最为实际的世界是无法把握的……他们与现代世界的日常事务、科学和实证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这一世界从本体上说颇使他们为难。他们把古代希腊思想理解为多元论、相对论和非理性的……他们的诗歌是一种怀疑主义、一种心照不宣的实际上的决裂的表示。这种怀疑主义与决裂似乎使这一代人归入了颓废派……”[1]在这个层面上，现代主义文学背后那种极端化和末世性的“现代性”文化谱系凸显出来：兰色姆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对于现代主义发出的类似“颓废”与“虚无”这样的指责，如果了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史的话或许会觉得有些似曾相识……但如果它确实如此呢？或者说，这不正说明它确实如此吗？从总体上说，充斥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是一种关于人性的孤独和文明的绝望的废墟化的世界景观与价值图谱；更主要的是，即便是那些伟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大师，在“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上，也不知道他们还想、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在中国现代主义文艺传统接受的各个时段当中，在进化论情结与现代性神话的蛊惑之下，其技艺性、艺术性的层面被神圣化，而那些负性的价值被有意无意间选择性地忽略，甚至被赋予了某种批判性、解构性的文化英雄化的正面价值。时至今日应该关心的问题是，现代主义式的“现代性”，已经成为理解和认知中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乃至文学本身之广阔内涵与全面文明本质的障目之叶。
因此，现在是跳出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评判与艺术价值评估，从总体上反思中国文学艺术的“现代性”文化传统的时候了。传统问题自来就是出自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之历史本质的尊重与历史构成的整全性理解意图，而现代性反思这个话题本身，无疑是一个在现代语境当中尖锐化或者激进化的问题，它所呈现的是一个考量“现代”生存格局的问题性空间：没有谁能够真正回到古代去，但中西方古典传统核心性的问题视野，似乎确实要比现代性、后现代性以来的问题领域清朗与宽广得多。因此，对于自身传统的回顾与反思，及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把握，具有一种内在的生活秩序筹划、文化伦理与文明政治的主旨性的张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而，这里的话题自然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谁更伟大、谁更渺小的问题，生存性与文明政治性的强烈现实感，首先带出的就是关于传统问题的“元认知”视野：
举有天下者皆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可以智力得，而不务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骄肆而不知戒。举三代而下皆不谓正统，则人将以正统非后世所能及，而不勉于为善矣……
方孝孺《释统·中》
传统确实包含着人对于自身的理解，但传统并不因此就是由人主观的、“主体性”的意志来随意决定与处置的。现代性将“传统”当成一个沿着线性时间与历史序列来加以理解的秩序，而这个秩序的核心，则是体现现代性的（时间与历史）标准与尺度的人性化生存，传统因此成了“现代”生活秩序的复制品与镜像。由此，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或者说现代性困境的关键所在，恰恰就是“永恒的人性”思路。人们说“人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种说法的确切起源无从考证，但这个无疑属于“现代性”的话题，以及围绕它出现的各种含混的文学观念谱系，正代表了文学的一种“现代性”困境：摒弃文学的自然性视野，抹杀文学的自然价值标准，将人性变成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论证的绝对性，将人性化的生存领域与生活世界，变成一种内部复制、抽象空转的“洞穴”，文学由此也变成一种“可以智力得”的纯粹人性化的修辞技艺，与个体心智、心理的产物或附属品。
或许有人会说，现代性传统同样也讲“自然”，这一点确实可以混淆视听。但现代性传统的“自然”理解和“自然”认知，恰恰是现代性的问题本身：它们恰恰出自某种现代观念与现代习俗，或出自某种特定的理念与概念性规定，因而现代性的问题领域当中的“自然”，恰恰并不是自然，而是不自然、反自然。与此叠加在一起的问题，就是现代人及现代性心智与认知图式的问题：正如尼采所说的现代人的“理论家”的心智方式那样[2]，现代思想和现代心智的特征就在于，它必定要通过某种概念与理念性的中介来理解事物，现代生活由此与“科学”理念高度重合，其多元性被消灭了，并且本身具有了一种（黑格尔也曾经讲过的）理念化的特征[3]。所以，被现代性摒弃与理念化的、本源意义上的自然，当然不是指风花雪月、山川草木、浪漫主义的自然田园以及古典山水诗之类，而是需要按照“道”的标准和高度来理解的自然：它是出于人的自然心智、自然理性就能够知解与领略的某种规范性，但同时也是超出人类主体自身掌握能力之外的无上的高度，从而它具有贯通“最高处”与“最低处”的价值谱系的丰富性、具体性和整全性；因此人性本身是这个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是人性化的生存乃至生活秩序本身赖以为基础的文化意义格局与文明价值基底，具有反向照亮人的心智与生存本身的维度。总之，人只有按照自然本身标准来学习自然、循顺自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自然、天人合一，这也才是真正的自然、自然的自然，才是“自然之道”意义上的自然。[4]
就文学传统来说，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具体的“人性论”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主张，而是文艺观念与文学思潮背后的文化格局和文明价值图谱：人性可以很高尚，但也可以很渺小，然而不管人性是高尚还是渺小、是善还是恶，如果缺少了自然的标准，人性就只能陷落在自身的“洞穴”化的内部，作自我合法化的循环论证；人性由此就变成了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人性的标准成了一个在无穷无尽的现代性话题当中抽象空转、自我复制的东西，或不如说，成了理念性、理论性的空转与循环论证。人们从此再也分不清这样的人性概念与“现代性”话语二者之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最终在同语反复当中，变成关于“现代性”的经不起推敲的概念性预设。于是，绝对的人性化就是绝对的“洞穴”化，以自然性为基础的文明视野与文明格局被放弃了，一种极端而又贫乏的文化逻辑，在现代性思维与问题性当中令人眩晕地飞速空转——这或许能令人暂时忘却那种显而易见的、危险的缺失与空白，人们由此可以假装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
在此，并不是要主张回到古典文学传统，而是需要就文学背后的文明价值构成格局重新予以考量。或许正是出于“现代”观念前提与思想方式，人们形成了关于古典传统因循守旧、封闭僵化的印象；习惯于现代性语境当中的文化逻辑与修辞方式，会把“古典”与“现代”看作简单的线性时间概念，并相应地配备以“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之类的价值标签。这进一步复制与强化了现代性的思维逻辑和文化逻辑：现代性传统在这种内在的焦虑和紧张当中，对于“变”形成一种强迫性的需要，并与现代性病症在深层次上互为因果、互相作用。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为了“变”而“变”，为了“现代”而“现代”，成为一个无须需论证就能在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的文学合法性来源：“他们觉得老一套的诗法已经陈腐，从本体上说已经不适于他们。但是新的诗法究竟可能是什么，他们又没有始终如一的看法，而一种够激进的新诗法又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他们作诗时便毫不考虑旧的诗法，化其规则为不规则，变其系统化为不系统，对此他们毫不隐讳”[5]。因此，“陌生化”之类的追求，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传统不只是出自特定的批评观念与范式，而是发源于其文化价值本质深处的强迫性的、“本体论”的内在需求：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传统在历史观、变革观上，被封闭于“文学本体论”内部的、一种撕裂性的“时间”战争所主导。
这种内在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强迫症，充斥了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传统：“新诗”“新新诗”“新文学”“新时期”“后新时期”“新潮”“后新潮”……不顾一切地憧憬“现代”，求“新”、求“变”，最后把“新”和“变”乃至“现代性”本身，当成文学的标准和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方面是文学心智日趋单薄、片面但却自我论证、自以为是的自大，另一方面则是在意义放逐、价值失范的“洞穴”式幽暗当中空转的虚无。这其中，那种不断下坠的失重感和脱力感，被当成是生存的“真相”——但既然自认为待在一种“神性”隐退、“真理”无光的洞穴式的幽暗当中，怎么知道你的写作写出的就是“真实”和“真相”？在新近的文学写作趋势当中，已经不再是“人性”的自我循环论证，而是可以称之为“人性的短路”的写作取向：文学写作已经在向缺乏健全理智的“心灵鸡汤化”和纯粹修辞性的“脑筋急转弯化”境地迈进……这些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就事论事的思忖所能够解决的，而是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审理那场人类近世以来最重要的、号称“现代性”的价值抉择与文化转折，以及发源于此的文学的“现代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