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孟子诗教及其儒学理路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子争鸣、心智纷驰的时代，但士人精神化、心灵化的文化身份和存在方式，与战国时期崇尚武力、交相攻伐、唯利是图的混乱时代特征形成的对比更加鲜明，同西周甚至春秋时代相比，士人的心灵世界、心智图景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及冲突也变得愈加突出。然而，或许正因此，从孟子开始，儒家士人以其心智、心术承担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的历史形象变得明晰起来，其心智演化及运作方式本身也变得触目：之前，人们不知道尧、舜、汤、武、周公是怎样施展其治术和圣哲心术的，人们能看到的只是结果；孔子虽然也有十分具体的历史文化焦虑与命运嗟叹，但其作为“个体”的心性仍然不甚具体、显著；孟子使得儒家的圣哲心智不再是一个混沌的隐秘机制，而凸显出其本身的运作机理和作用方式，乃至不得其伸的焦虑——这其中包括关于“心智”本身的焦虑，而不只是心智对他物、他事的焦虑。这与道家对“知”或心智本身的迷茫以及“绝圣弃智”的批判性要求或许构成某种呼应关系，共同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与历史特征。具体到孟子来说，在如何处置涉及心灵、心智与“人情”领域的这块“圣王之田”（《礼记·礼运》）的问题上，诗教发挥了比人们通常认为更为关键的作用，而在孟子的学说整体当中，诗教也由此具有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地位。当然，孟子并非儒家诗教传统的泛泛的继承者，孟子的诗教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责任张力与内在结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