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辞对于文明生活自然格局的内涵性诠释
在今天的人类知识型构和学科体系当中，一般地提及亚里士多德以政治学作为“最高主宰的科学”，因而“政治学”成为“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的“最有权威的科学”[17]，似乎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过，这或许正代表了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的“现实”眼光，即人类生活秩序、生活世界的连续性与对于美好生活的追寻，是人性化生存的第一义的大问题。在今天的智识条件下，一般地提及文学的“问题”与“边界”话题的实际意义其实有限：在人类生活秩序的自然整全性和自然视野，被现代“专业”和“学科”知识弄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在“专家”知识经常被证明比普通人的常识更加荒唐可笑的时候，还有谁会相信诗人、作家们的“生存体验”与文学批评的“专业黑话”？在此情形下，我们得到的无非是自说自话的管窥蠡测与进退失据的迷离混淆罢了。因此，重建文学问题性的整全格局，不是通过一种概念性的外延和边界，来圈定一块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领地，并以此“理论”指导“实践”地划定文学的“问题”领域、进行“边界”守卫，而是使文学对于人类生活世界与人性化的存在方式具有总体性的观照和处置能力，对于人类的生存图式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立法与阐释意志。文学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属性，应该具有文明价值和文明法则的实践权能：文学必须保有将自身对于生活的理性认识与价值筹划变成现实的勇气，而不是满足于为人们提供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幻象与审美乌托邦式的“拯救”托词——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其最大的问题，正是这个维度上的文化颓败和精神塌陷。当然这前提是，文学有能力冲破人类的文化喧嚣和文明积累所形成的各种实践成规与价值蔽障，开拓与刷新人类生活的存在阈限和意义秩序，因而确实能够体现出自身的生存理性和实践智慧。
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对于文学心智与文学问题性领域的割裂，可以归结为文学观念的一种激进“智术化”的结果。这种“智术化”的核心，在于割裂和扭曲自然视野，以及对于文学修辞与生活世界的自然整体性的双重误读：“智者们严重误解了政治技艺，因为他们将之简化为了修辞术。事实上，他们同时也误解了修辞术，因为智者们认为：起到政治效果的行动和起到政治效果的演说都要求人们认清演说能力的极限。”[18]试图仅凭认知理性与哲学理性来把握自然的整全性，就已经误入歧途，何况还是以智术化的“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智术师对于政治与修辞的双重误读，恰恰基于对于“启蒙”理性与修辞技艺本身的非自然的迷信，而这种非自然迷信，在于它不能把握人类生活秩序与人性构成本身“具体”的自然法则与自然本性，或者说它不能将理性与修辞结合进后者的自然具体性当中来进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的概念化割裂与抽象属性也已经在蔓延，但正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握自然整全性的努力在哲学与理论上的清晰性，反倒让人们更加容易看清自然之为自然的“具体”属性：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权利学说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存在着一种“地板”（flooring），它是社会的最低要求……但是这种地板会以许多方式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各异。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天花板（ceiling），这就是最佳政体，自然地最佳政体……就其本身来说，它应该在所有地方建立，但是不会在所有地方都可行。所以事实上，政体形态各异，具有可变性，你们不可能指明一种绝对有效的特殊情况，但可以指明最小和最大的条件。[19]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权利学说，乃至关于“自然”之本然的见解，在讨论修辞术的语境当中得以澄清，这并非偶然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修辞术的视野，代表了人的生活世界与“城邦”生活的那种不可还原，也不能被抽象地、哲学地、对象化地处置的整全性的自然秩序与自然具体性：“修辞学描述的是那种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被思索的东西”，思想和语言的先天关系，在这里不仅先于修辞术本身遭遇的“智术化”的理解，也先于文学与哲学的分野（诗与哲学之争），因此，“文化、社会和传统正因为有修辞学的品质，才使思想充满了生机。”[20]因而，在西方的古典视野当中，修辞术不仅代表了那种以人类生活与人性化生存格局的高贵与尊严，立定于天地神明之洪荒力量与神圣尺度面前的整全视野和崇高气象，也与即便是现代概念上的文学有着先天的亲缘性、交叠度。借此，可以让人们重新体认文学总体性的自然格局与文明本质。
与古典传统不同，对于修辞术的智术化理解，使得修辞术在理论与实践、手段和目的、主体与客体、表象与本质、认知与审美等关系当中，被撕裂为人类生活世界之外游移无根的客体对象、审美表象、工具手段、表面文章、说谎方式……上述这些二项对立虽然大多能够在古典时代找到其思想根源，但无疑在现代性传统当中，它们才成为修辞术的灭顶之灾：文学的现代性传统，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传统、审美主义传统，不仅由此瓦解了文学本身的深广的自然根脉与思想根基，而且以其自我对象化、无穷客体化、虚幻审美化，再现了文学在存在总体性面前的那种精神颓败，以及文学修辞的自然基础和自然视界被不断肢解、不断遮蔽的文化迷思与困境。在现实的情形当中，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具有文明立法层面上的认知与实践自觉，但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明本质，都随着支离破碎的“现代性”体验一起被割截肢解的话，人们为什么非要去欣赏那些颓废的心理能量和废墟性的心灵垃圾？反过来，古典传统当中对于文学修辞的要求，不是从专门领域与专家知识的角度，而是从文学所应该包含的事关人性化生存的职责和荣光角度提出的：真正有抱负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应该时刻对此加以温习，以此对自己进行警醒，它们并非是不合时宜的迂腐陈见，而是神志清明的古人比自认为居于“洞穴”当中的局促、偏激的“现代人”，在这方面有着更为通透的理解与认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呈现的，并不是人类生存真相的全部，更非永远只能如此。不应该仅仅执着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观念，执迷于个体性的心理内容与主观化的生存体验：那些强迫性、偏执性的洞穴化的迷思，以及出自作家、诗人们的所谓“深度经验”与其中包含着的生存之“深层秘密”，放到人类生存的更宏大、更长久的视野格局当中来看，有相当的部分不过是些徒费精神的语言修辞的“专业化”杂技和专业杂耍，而从此出发的文学研究，不过是专家们一时之间的谋生工具。它们都没有理由抱怨其“边缘化”与被冷落的无足轻重。
重建文学心智及其文明本质的自然整全性，关键是重建文学修辞“在世界中存在”的、对于生活世界的生存性、肯定性、内涵性把握的基元性格局。在任何时候，文学所需要的，都不仅仅是审美性的、艺术性的体验，更不仅仅是“体验”本身，从文学接受来说是如此，从文学修辞主体维度来说尤其如此：文学需要以整全性的问题性领域和人类心智，打开其与世界沟通交流的幅度、频率，而只有当文学的智识格局和实践能力健全时，文学心智与文学修辞才是具体的和有内容、有层次的，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创作与接受两个向度。文学在此，以一种诗性的、肯定性的方式，建立人与世界之间的意义通道，以及理念（理想、理性）与现实之间的自然阶梯与差序格局，构筑生活世界与文明秩序的自然价值基础。这当然不是对于每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显在“主题”上的要求，但“……指导筹划的最高原则总是潜在地处于某种张力之中”[21]，文学修辞当中应当持存着“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问题性张力：在任何优秀的文学心智、文学作品乃至文艺理论话题当中，应该内在地具有同文学的“文明”问题与“文明”边界之总体性格局连通、联动的文明意志与文明价值冲动。这也就是说，文学的文明本质，持存于文学修辞基于自然视野、自然秩序之总体性，所综罗的文明生活关系与文明价值关系的现实性当中，持存于文学修辞内涵的“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文明张力关系当中：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
“字”不是“名”，不是概念，而是“道”的修辞性与语言性“边界”。“字之曰道”，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字”的实体，在太初的石头般的空寂与意义空场当中摩擦、滑动的声音；反过来，“名”带着“字”的物质化、肉身化的自然质地与重量，便不能作纯粹思辨理性的抽象盘旋。而在“道”与“大”之间，是诗性机制的原始发生处，发生作用的是诗性机理，而非概念理性：这也就是说，在“道”与“大”之间，是凭借“字”的实体和修辞性方式，沿着水平的方向将“道”的真理性内容攘夺过来的并在修辞性的劳作实践当中进行转喻性传递的过程，而非凭靠理性思维跃起于“道”的上空，对其“本质”进行外延性、形式化的（隐喻性）概念理性演绎的机制[22]。“大”“逝”“远”“反”，这是文明之诗性的浓郁绵长的内涵性展开，而非对于生存领域与生活世界之“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式概念演绎，以及形而上学的理性化建构过程。这样，将道、天、地、王四者，以自然秩序组织起来的，同样是“大”之自然差序的诗性呈现和诗性组构，由此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性的自然律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按照中国传统，自然之为自然，并不以划定边界、形成概念与“本质”抽象的形式，来发生作用：与西方传统相比，“道”只是“字”的实体性连接着的空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有、无之间的界碑，而非概念性的形而上学范畴。因而，在对于“道”之诗性的修辞演绎当中，没有可以作为概念性的坚固、抽象的规范形式来持存与把握的“地板”和“天花板”，而是从内容与内涵性层面上，触发、提挈、牵动着的由“道”所标示出来的存在领域整体。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当中，“地板”和“天花板”从来都不是概念性的存在与本质性的抽象，也不是形式化的程式合理性与外部规范，而是最广义上的修辞性存在：按照中国传统，人类生活秩序的“地板”和“天花板”，事实上来自诗性的修辞劳作或修辞之诗性机制的设定与展开，并一起被带入修辞的内缘性的演绎当中，并使之始终内在于这种向心性、内缘性的总体性张力当中。在这其中，修辞背后的诗性的自然理性、或者说文明理性所联系与给出的，是实践性的生活世界的总体性，而非抽象的外部规范与合理性领域的形式割裂。因此，“反者，道之动”，人类生活世界是漂浮在“无”的托举当中的生存领地与诗性存在领域整体。这样，一方面，中华文明的诗性机制，在生活世界和生存领域当中承担起更为关键的基础性职责；另一方面，文学性或者诗性背后的自然法则，或者说“自然而然”“自然之道”本身之诗性，更为融贯地渗透于生活秩序与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