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问题性格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意逆志”作为文学批评问题不重要，或者不能将它作为文学批评机理来认知与理解，但如果在一些基本前提上没有将问题性根系彻底清理出来，在不能正确把握孟子学说的问题性格局的情况下，贸然把它作为文学批评问题来看待，容易将问题表面化或者走向曲解的歧途。近现代以来，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美学观念与审美诗学的视野，将文学看成是一个审美“客体”，一个被观看、被观照的“对象”，以及通过这种“超功利”的、内容空洞的审美产品展开的外延化、外缘化、外源化的“美育”与“审美教育”过程，并视此为唯一正确的文学认知与理解方式。这样，中国古典诗教传统的文明人类学与文明诗学的视野就被肢解了[13]。后者的问题视野与审美化的、美学化的诗学或文艺理论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在具体艺术问题及结论上也不一定与审美诗学矛盾，但在总体性的问题性格局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孟子并非一定不能关心今天人们视野当中的“文学”问题，但孟子着实不可能关心一个在作为审美批评及鉴赏方式的问题性组织方式当中展开的“以意逆志”问题。具体来说，在这里，在“以意逆志”的作用机制的具体展开当中，以谁的“意”逆谁的“志”其实并不重要，因此像朱自清先生等人的研究结论本身不成问题，不过，“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14]，只是一个局部和次生的问题，问题显然不能就此一言而决：比如，何为“意”？何为“志”？己之“意”与诗人之“志”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吗？对于孟子这样的思想巨人来说，它们只是随意取用的临时性概念或者无关大体的文学批评术语吗？为什么不是“以志逆志”“以志逆意”或“以意逆意”？从己之“意”到诗人之“志”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迎受”是否代表一个与“感发兴起”的诗教效应完全不同的整体性的文学接受格局与接受效果？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大面积的讨论余地和空间——而这也正是本文这样的探讨所努力的方向。

总而言之，在孟子诗教的问题视野的前提下，“以意逆志”这个命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这里发生的个体的诠解和释读过程，其目标指向并非只是文学的、审美的，而同时也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的过程，是落实这一目标诉求而展开的具体的心性教化机制。在这个生命修养的过程当中，逐渐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人文价值系统化入其中，并使之成为自然或准自然的本能。孟子的学说并非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与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15]，从这样一个心性教化的层面、也只有从这样的心性教化层面上讲，孟子学说当中被人们诟病的所谓乌托邦色彩其实也不是问题：这个意义上的“乌托邦”，并非永远无法抵达的空想天国和乌有之乡，而是可以在每个人的心灵、心性层面上实现的“超越”之境。而这也正是孟子的教化意图的具体实现途径、方式与目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当中，对于文学问题与诗学问题的理解方式与展开格局。通过这个问题，应该反思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理论和诗学本身，而且也应该重新考察从我们今天的视野出发是否能够充分地理解古人的问题关怀，以及这样的关怀是否如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落后的”“错误的”的问题，并借此重新考量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遵循西方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路径，在被重新建构的过程当中的种种得失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