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的主体性”机制下的文明价值构成与意义表征

从文明比较的视野当中看，所谓“内涵化”与“外延化”或许只是文明构成机理上的一种程度性的差异；从文明实践的现实结果看，也不能说西方文化与文明格局当中，其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都是世界的外延性品质与属性，但东西方文明机理及其意义—价值机制构成，在这样的层次上，确实具有基本的、原则上的不同。这抽象地讲来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但在这些背后，如上文已提及的，确实有着支持与保障这一切的相应的世界认知、意义表征与价值建构的文明主体性机制，这种主体性机制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负的主体性”。所谓“负的主体性”可以看成这样的一种主体性机制：它在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上排空自己，保持为虚灵化、差异性的主体性，以此在另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上实现为充实、圆满的主体性[11]。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的机制有点类似，不过老子的讲法已经比较多地强调了“反”与“弱”本身的负向维度与负向属性，失去了《易》道文明轴心之中和、正大与光明、积极精神，把握不好容易误入为“反”而“反”、为“弱”而“弱”的阴暗歧途；或者就是将其纯粹减缩为一种局域性、艺术性、审美性的机理（“庄子的哲学是美学”）。而就《易》道与中华文明精神之诗性的整全性来说，“负的主体性”恰恰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意义—价值实践机理。

《周易》的《同人》《大有》两卦，正是主体性作为这种东方式的“负的主体性”机制的生动展示：纯粹的、刚强的主体性“乾”（），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抽象物，现实的主体性权能或能量只能是“离”（）之类，必然是阳中有阴，刚中含柔；而如果执着于概念和概念化的纯粹性，那到最后只能得到相反的东西（），即纯阴性、负性元素。所谓“负的主体性”，可以标示这种主体性自身的结构构成（）。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不在于究诘这个主体性结构本身，而是这两卦呈现出来的主体性的现实构建、展开过程和运作机制，这也就是从“同人”（）到“大有”（）的过程：现实的主体性是概念和现实的统合，主体性的现实核心，由虚下应物、兼容并蓄的“同人”，到登高临远、以虚御实、四方归附的“大有”，深刻地阐释了这种主体性内在的运转程序。这不是倚重概念思维的西方哲学、西方文明所能把握到的东西，而对于主体性结构进行纯粹静态的探测也没有意义。这在今天给予我们的启示其实是，一方面，要从价值上坚守自身（），另一方面，也要在对于自身及外部世界清醒认知的基础上，来展开主体性自身的现实建构：不要因为这种主体性的“负性”构成机制本身，就对于文明价值产生负面看法、负性评判，“负的主体性”恰恰是一种更加明智、更加合理、更加坚实、更加通达的主体性，而非相反。与此相关，圣人人格也可以说是一种“负的主体性”：圣人无常心，不蓄小德，所以圣人心胸无所不包，智慧无所不达，与天地合德，所以圣人虚静空明而又充实圆满，但圣人人格主体超越了个体性，可以看成是这种文明主体性之“人格化”的理想性呈现[12]。

作为文艺创作机理意义上的“虚静”说，就是艺术上通过类似圣人式的“空心人格”状态，来穿越现实经验当中的差序与距离，扭转意义构成机制与类型，实现诗性意义关系的“感通”；而卓越的创造性人格与艺术心智，就是艺术化的“圣人”，或圣人人格的“艺术性”维度。圣人人格广大，因此也可以说它本来就包含了这一个艺术性的、诗性的维度，圣人人格本来就具有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弧面与性质，由此代表了一种诗性的或艺术性生存的最高可能与整全性相，因而也就代表了整个中华文明某种总体上的本质属性。“王者之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诗经》不仅主题内容上是王道政治与伦理道德的理想，它的想象力机制也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13]。诗之比、兴尤其是兴，就是艺术化的“拟议”，诗性在总体上，则就是艺术地肯定与内在于生活世界经验的“充实”性。就此而言，它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质性本身，正代表某种文明格局及其价值理想上的饱满形式和圆满状态。然而作为被写照内容的王道政治，后世诗歌不能进行历史追溯，不能事后模拟，因此，同为“天子之事”，圣人的删述行为与语文学实践本身，也有其文明本源意义上的差异：《诗》是“删”，《春秋》却只能“作”。但这不仅仅是修辞与艺术创作法则的反映，也与圣人人格的历史身位、历史职责、历史实践的具体性扭结在一起：通过这种诗性文明或文明之诗性的“负”向、“正”向实践方式与实践权能，以及“正”中之“负”或“负”中之“正”的主体性机制，儒家道统与文明理想之存亡继绝的关键时刻，以及这一诗性文明超越历史性境遇的巨大适应性与渊深的内在力量，也由此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