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视野的消解与文学的“现代性”虚无

西方文明传统近世以来形成的所谓“现代性”视野，解构了人性之外的价值标准，使得现代性自身缺乏一种自然视野，所以，它不仅始终看不清自己，也无从在自然的总体性当中找到安顿自身存在的位置与方式。超出现代性的种种自恋幻象来看，整个西方现代性传统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个主体性自己生产自己、自己证明自己、自己与自己纠结与战斗的历史。因此，在文学传统的现代性转向当中所发生的问题，将是一个无从以概念逻辑性的、理论性的简单原因来加以说明的综合性后果，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只能归咎为西方现代性传统当中文明力量的枯竭与“现代心灵的没落”，以及这种没落在文学问题上的反响：“这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工厂，在那里，有些东西成功了，分散在各个时代，大量的东西失败了，在那里，不存在任何秩序、逻辑、联系和约束。”[1]而西方现代心灵或现代心智“没落”的关键所在，在于它企图将心灵和智性空间之主观的、个体的秩序，变成客观化的、公共性的文化秩序、价值安排与生活世界格局。但它恰恰因此将心灵与智性秩序本身，排除在文明价值秩序的自然整体性之外，并企图在与后者隔绝的前提下，以背离后者的方式重构一个纯粹的人性化的、智性决定的生活世界与文明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心灵在获得空前的、但事实上虚幻的“自由”度的同时，实际上也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的方式，割断、隔绝了自身力量的来源。

这种情形在康德美学以及人与艺术之间的“审美”关系当中，合围为一个价值论上的闭环式的循环与同义反复，于是，这里形成的就是包含在康德式美学当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其中发生的事实是，在审美领域与美学当中，现代性完成了自身同义反复的合理性论证，尼采所说的现代人的“理论家”心智[2]，在疯狂地原地转圈之后，终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从此，自然经验与自然视野，必须经过这个审美主义的“现代”文学心智本身的中介，才能以扭曲和破碎的形态，变成审美“对象”或审美“表象”。“绝对人性化”的现代性生存“洞穴”，在审美领域和审美关系当中，几乎要穿透洞顶上的岩层，直接敞露于“真理”性的天日之下：现代心智在审美领域当中，似乎摆脱了在理论认知与道德实践领域当中的机能性负担，超越了来自自在之物与超验领域的“边界”性束缚，从而成功地创造出似乎纯粹心灵化的“世界”和“客体”；反过来，世界似乎也在审美当中达到某种“完满性”。但事实上，审美客体、文学艺术作为几乎纯粹的心灵与心智的产品——在上帝创世意义上的“心灵”与“心智”产品，它因为其神话般的起源与超越性、而现代人却终究不是上帝的原因，变成不可理喻与把握的“审美物自体”。因而在“审美关系”当中发生的，只不过是现代性的文明与文化主体性在理论认知与道德实践两个方面双向的“脱力”[3]：世界因为其作为主体无从掌握的“物自体”之“审美化”转换，而作为一场现代理性主体“凯旋”的喜剧，完美地合上了剧幕，后者在当代甚至发展为一个叫作“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的命题、新的境况。但是，在美学当中发生的这一切，美学的文明价值内涵，终究只不过是现代心灵的致命的孤独、乏力与残缺的反向镜像与虚幻满足：

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满了美，——他·忘·记·了自己是美的原因。恰恰是他把美送给了世界，啊！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从根本上说，人把自己投射在物中，又把一切反射出他的形象的事物叫作美的事物：“美”的判断是其·物·种·虚·荣·心……他把世界·人·化·了：仅此而已。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担保：只有人才是美的模型。[4]

于是，美与审美的领地，成为现代理性主体展示其“不在场的存在”的合理化领域（“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形式机制（“心意机能的和谐”）。人类心灵与文明心智的自然整全性，变成审美化的割裂与抽象性：与审美“无关”的知识理性和道德实践能力打横过来，徘徊在审美主体与艺术客体的“主客体关系”的外部：康德将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当成是审美愉悦的来源[5]；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视野在黑格尔那里没有地位，艺术美被黑格尔认为只能存在于人性化世界之“合理化”的内部秩序当中，而除此之外的自然世界，则被认为是“浅近的”“有缺陷的”低级存在[6]。文学艺术的现代心智，从此只能从自身生产出审美“客体”和“对象”，变成纯粹智性的自我观照，变成自身的旁观者和观看者。美学作为“现代性”的产物，鲍姆嘉通的美学建构的初衷，似乎就是要沿着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格局与思想路径，补充和完善人类感性领域的合理化组织与认知格局。但美学的“现代”性质恰恰就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在不同程度上作为古典形而上学与神学基础的自然视野和自然标准，改造了西方文明心智机能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自然经验、自然理性的组织方式。这样，在美学视野当中，或者因为美学视野对于人类心智功能的改造，自然彻底消失了。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美学”，以及审美主义的、学科化的文艺理论，并没有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到来，而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真正地超越和颠覆；同时，它也并非只是一个游移于大学的哲学系和中文系之间的“学科”，而是代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现代”认知方式及其背后的文明价值格局的基本型构。从现代主义审美乌托邦式的“拯救”僭妄，到后现代的“审丑”式的反动，从在颓废与绝望中仍然不忘寻求“深度模式”的现代主义美学套路，到后现代的语言分析式的“元美学”路径，并没有超出这一美学与审美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想模式，以及现代性的“理性化”的文明价值格局。而无论是美学的形而上学路径，还是对于“艺术型的原始人”（尼采）的反文明推求，都在人类文学心智的“现代”重构当中，割裂了文学艺术心智的自然整全性。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美学的理论确实如此，作家作为创作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及其“强大”而“自由”的艺术心灵则不一定是这样。其实，这其间的基本关系是，不是因为有了“美学”才割裂了自然心智，而是因为现代心智的康德式的割裂，才有了美学和文艺理论这样的“现代”学科：“这种‘纯’理性的‘纯’，不过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产品，理性能力既不凭直觉感知任何客体，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理性生产一般认识的形式，而不是这种认识内容，也不是已知的对象。”[7]这也就是说，人们在“美学”当中看到的不过是“纯粹理性”本身而已，它们作为现代性的生活秩序与文明价值秩序内在的“分离”——“统一”的戏剧化过程，作为逐渐抽离生存的自然根基、以求完成同语反复式的合理化论证的结果，变成了现代性生存体制内部的自我复制和循环论证的虚无主义，因此，它们不过是现代理性主体和现代心灵自身的那卡西斯式的、自欺欺人的虚幻镜像。

由此，文学艺术一方面，变成了纯粹心智的形式附属物和未完成产品。美学和专业化的文艺理论，出于它的“现代”视野与理性主义逻辑，将作家诗人的头脑，想象成充满了“表象思维”与“自己也不理解的艺术形象”的那种认知方式，是从“理性的”现代主体心灵出发进行的某种逆向推论：“由于他不能把握艺术家的真正特性，他就按自己的趣味幻想出‘艺术型的原始人’……”[8]站在文学“视窗”的面前思忖世界，这并非意味着，这里具有一种诗意的、浪漫的世界认知方式和文学心智：文学心智也许不同于哲学家的逻辑化和概念化心智，但也绝不只是满脑子的“审美表象”“艺术形象”与“生存体验”，没有一种具有思想的纵深和智性的协和的心智结构，便不可能将世界总体纳入自身的视野。当代中国相当多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者还没有理解：诗性修辞背后的自然理性、自然心智、自然逻辑，虽不是直接就等同于哲学与概念理性，但也绝不构成其对立面，而是艺术能力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此类作品，其实还只是一堆缺乏依靠理性和思想的不断加入、以求锻造亚里士多德概念上的作品“形式”的艺术质料与主观性的心理废墟。

另一方面，文学又变为对象化、客体化的畸零的客观性，以及将世界与文明生活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实践的实质性内容不断空洞化的抽象范型。这一切的成因，首先就在于一个被忽视的致命的盲区，即现代性文明主体的文明心智本身：就像眼睛看不到自己一样，它不仅将人类生存彻底拖入了柏拉图式的洞穴，误解与遮蔽了世界的自然总体性，同时也误读了自身；不仅扭曲了认识论和伦理学，也割裂并虚无化了现代文学艺术与“审美”本身。由此，人类生活世界在名义上、在理论上被重新打造了一遍，或更准确地说，是被“理论”性地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类似“创世”的现代性神话，在西方近代美学当中达到了高潮和顶点：在康德那里，审美被当作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审美领域，现代性“提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犹如浮士德一样，在其生活世界的自然时间与自然经验停止下来、或不如说被理性的抽象化“抽空”的时刻，现代性的孤独的文明价值灵魂走向自身的“圆满”，达到上帝般的自给自足的“神性”。康德自作聪明的先验哲学体系庞大艰深、烦琐抽象的建构，究其实质而言，不过是这套“现代性”神话的意识形态叙事。然而，上无理念性高度，下无自然性标准，文学在康德的美学格局当中，根本上成为“物种虚荣心”的循环论证的智术化修辞，一种根本上建立在文学修辞“本身”的存在理由之上的、作为“文学本体论”的内卷化的虚无主义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