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之文明理性与文明修辞界面

不同于西方在“诗”与“哲学”，或者宗教与哲学的悖论与冲突当中奠定的文明格局，中华文明传统具有一种“文明”理性与“文明”修辞的界面，作为其基本的、主体性的、核心性的构成方式。在本章当中，将通过对于《周易》与《诗经》这两部基本的文明元典的比照来呈现这个文明的基本面。这自然也有在呼应上章有关西方“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性的同时，展示完全不同的文明构成与文明价值模式的意图在其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将《周易》与《诗经》进行一种比照研究的前提，就是不仅仅将它们看作思想主旨、文艺创作的文本性记录与文字表达，同时也从它们所反映、所结构、所规定的中华文明之轴心性的文明模式建构机理与文明价值实践机制的角度予以考量。它们当然不是中国文化与文明时间上的源头，但却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轴心性规范的给出者：中华文明经过它们的塑造与型构，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面貌、质地与机理，思想性、艺术性的内容也要凭依这种结构性的构造机制来生成与发挥作用，而不是相反。廖平称《易》与《诗》同为“天学”“古学”[1]，如果从这一角度讲，可以认为它们规定了某些类似先天的（“天学”）、时间上先在的（“古学”）属性与机理，而后世的文明与文化历史实践，循此充实与展开其具体的内容。因而，从现代的学术与学科视野看来在性质上大相径庭的它们，可以进行比照性研究的基础，就在于它们的这种基元性、典范性的文明机制与文明价值层面上的奠基与范导作用，及对于文明本身的“经纬”、结构意义。当然，就眼前的讨论目的来说，这种比照研究可不能面面俱到，只能提取若干节点性问题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