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与心性的飞跃

孟子学说的总体取向，是力求将道德伦理内容安置于人性之自然性构成之上，使其变成一种类似生命的自然、准自然本能的东西。人类的文明化的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道德伦理的世界，如何处理道德伦理世界与自然人性的关系，对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史、哲学史、文明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西方前现代的传统当中，经常将道德伦理的源头归结为超验性的东西，比如超验理念、神性等等，这样的思想方式，在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世界观面前，面临着现实的、实际的困难。因此，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将这一切诉诸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机能的自主性个体[11]，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个体既不“自主”，也不“理性”，那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保证道德伦理世界的实现的可能性。西方现代世界日益趋向的“没落”、颓废与虚无，恰恰证明了这一康德式的“现代性”思路也未必能行得通。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思想传统的基本特征，在于将道德伦理世界建立在尊重人性之自然性的基础之上，但中国传统所理解的这个自然性，不是一种纯粹物理学、生物性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基质，不是一种概念性的抽象本质，同样也不是“神的理性”。中国传统将道德伦理世界看成是对于人性之自然性的协调、完善与发展[12]；同时，这个自然性本身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可以通过培养、教化作用而不断得到升华。“自然”既是最低的基础，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即“道法自然”“自然之道”意义上的“自然”，与“天道”“天命”意义上的“自然”。这样，对于人性来说，道德伦理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约束性、强制性与外在枷锁，同时，人性也不是完全消极地、被动地应对和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砥砺、相互提升当中，不断去符合更高层面的自然之道，达到人性的善性与完善。这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儒家乃至其他思想流派，所努力践行的“天道”或者道义责任，同样也是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参照、借鉴价值的思想文化传统。

于是，孟子的儒家义理系统建构的基本目标，就是使儒家之“意”与“志”，不只是一种后天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而同时也具有天“性”、天命的自然性基础与根据，能与“天”沟通和建立联系。从儒家士人生命个体之现实存在方式着眼，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所谓“养气”，就是一个扩大开来的个体生命的配置格局，其目的是借此从天道自然的层面找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根据：从存心、养性的角度守护天性、天道之本然，反过来从“心”之本“性”和本体当中，发现天命之所钟的生存与价值支点；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体存在意义上的心定、性安，而且是求得以天命、天道来支持儒家的道义实践与政治理想的努力。在这个义理格局当中，“以意逆志”与此协同、平行，是存心养性的一个角度或一种方式，它逆求的威武不屈之“志”，就是求得“性”层面上的、由天命与天道支持的人生价值目标的确定性和真确性。“以意逆志”涵括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阶段，是对于这一过程的总体概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知言”“养气”与“存心、养性、事天”这个过程的总体描述，或者说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另外一种方式、方法。这就是“所以事天”，只有这样，作为“天吏”“天民”、被授以“天爵”的士人，也才能够真正做到“仰不愧于天”（《孟子·尽心上》），完成其道义使命。

因此，“以意逆志”的“逆”虽小，但却是人性或者善性的本质呈现，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或者说，是人本身最为超卓、伟大的力量。一个“逆”字，点明了人心和人性的灵明与高贵之所在：不是顺着“向下一路”的路径，任凭生物性的自然随意泛滥，而是凭借天地赋予人的自然生命，学习自然之道的博大和精微，从更高的层次上接近自然、循顺自然，体悟自然之“道”的境界。《周易》上讲“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周易·说卦》），道家也有“顺为凡，逆为仙”之说。而就“以意逆志”当中的“意”与“志”、“存其心，养其性”当中的“心”与“性”之间的关系而言，有点类似佛教“缘生——自在”的关系：心念随外缘、外境流转，善恶不定，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不可能像镜子一样纯净和空明；但如果能够了悟这一切不过是因缘所生的现象和表象（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执着与拘泥于此，那就能得到不空之空、不净之净，得到本然的自性和自在。这样，无论心念怎样流转变迁，也不会扰乱坚定、纯粹的本然之“性”。与此类似，儒家则凭借“以意逆志”的方式存心养性，将现象世界的真实与虚妄、理想与现实作破而不破、“真空不二”整体理解与把握：“以意逆志”在此就是不被“心”层面的言辞、意象所干扰，而直探在其“性”层面凝定的“志”之所在。

但如果止步于此，则不会超过后世由此取法、追求“明心见性”的个体化修为但却缺乏道义实践、政治实践能力的儒学路径。事实上，孟子所谓“我四十不动心”的“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并非是如道、释两家那样的纯粹个体性的自我修养境地，而是儒家士人实现与完成其道义职责的过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以意逆志”与知言养气、反求诸己、存在养性，是一个平行、共振的过程，“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是其在个体人格层面发生的现实效应的体现。对于儒家来说，制定某种强制性的规范来约束个体心性，或将心性问题做某种哲学式的形而上学思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体“顿悟”式的心性修炼，这些都不是其首先要关心的。儒家的首要关怀，是如何对于士人乃至广大民众的心性做某种有效的教化与引导，使其臻于善性：以温柔敦厚之诗性与诗教，来颐养、延伸、升华人的“自然”天性，使之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天命”之善性、符合天道之“自然”，这才是真正能够“不动心”的基础，而“以意逆志”的诗学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就扩充为知言养气、存心养性的大问题与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