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美”之内涵性领地与自然价值阶梯
在现代条件下与西方美学视野当中，在文学的问题性格局与认知边界上发生的“现代性”转折，不是一个偶然的、局部的错误和偏差，而是一种根本上的颠倒和逆转。从研究的“客体”与“对象”角度看，可以对于文学的“问题”或“学科”领域进行个个均齐、等同的无止境的细分，但这样的研究只能让人越来越不知所云——这正是现代“美学”与审美化的文艺理论、文学学科研究范式，及其背后的现代性生活体制引导人们去做的。在此前提下，人们出于某种通常意义上“文学”定义，排他性地划定某种问题领域，不仅灭裂了这样的问题领域出于某种具体的理论预设这一起码的前提，而且也排除与割裂了文学的整全的文明本质。当这一切到了所谓“后现代”的语境条件下，被谦虚地称之为一种“范式”的时候，表面上看是缓冲了这样的“本质主义”的理论困境，但从根本上却是更加模糊了存在于这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颠倒的文化与文明本质。这种颠倒，在事关文学的现代性神话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性错误，同时也更是实践上的错乱，因此，文艺理论的此种“现代”错误，不仅要为理论负责，同样也要为实践负责。当这种错乱或者错误大面积出现的时候，仅仅谴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已经完全不得要领，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适得其反地被更深层次地误导入歧途当中。总而言之，表面上看，美学似乎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延伸：“……凡是具有无上价值的事物，定然另有其自身的源头——它们决不能生于这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和卑微的世界，决不能生于这妄想和贪婪的大杂烩！它们乃是生于存在的怀抱，生于永恒，生于隐匿的神明，生于‘自在之物’……”[9]但康德美学与学科化的文艺理论，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其形而上学的源头，与一个由表及里、由低到高、由外到内的认知途径和方向，更是一种根本性的文明价值的“现代性”的虚无视野。
在古典传统当中人们自然也思考“美”，但这不等于“美学”。在柏拉图这样的古典哲人那里，实际上已经涉及现代“美学”话题当中大部分的有意义、有内涵的内容。尽管这些个内容的前提还是笼罩在理念论当中的，但恰恰因此，这个领域有着更为整全性的人类生活的自然视野与自然经验。毋宁说，正是在“美”当中，人类生活的自然视野才更为完整，自然经验才更为饱满，而对于人类生活的理解与处置才更为充分。在这里，“美”非但不是审美物自体的自律性与认知能力空洞游戏的抽象性，也绝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属于喜剧式的人性（理性）乐观主义，古典之美甚至更为“残酷”和“广阔”，“美”是将文明主体与世界整体共同纳入其中的“命运”，同时，“（爱欲）在美中孕育和生产”，美是“美”之内涵性孕生：“一旦到了某种年龄，我们的自然就欲求生育。不过，不会在丑中生育，只会在美中生育……可是没有合适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丑就是在所有事情上对这位神来说不合适，而美就是合适。所以，对于生产来说，卡洛娜[美]就是命运女神和助产女神。”[10]在古典传统当中，美恰恰不是“超功利性”的游戏，不是自足、自律的，不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结合在全方位、具体化、立体性的生活世界关系与文明价值关系当中来讲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典传统当中，对于美的理解其实比康德讲得更有内容，也更为周全，康德所自以为是的东西，即那个关于审美的颓废的道德论与无能的认识论的“理性”架构之自我纠葛、自我陶醉，只是柏拉图作为“命运”与“助产”的“美”的自然经验格局与生机的颓废与单面性影像。而这种颓废与单面性，终究是西方传统当中所谓“现代”哲学理性与现代文明价值本身的虚无主义的体现。
与古典哲人类似，像古典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同样关注一种自然整全性[11]，但这种自然整全性恰恰忽略了比如自然的机运属性[12]，因此属于“一种对于问题本质的不充分理解”[13]。然而，柏拉图事实上同样没有阻止、或不可能阻止他的“哲学”神话，被当作（修辞性背后没有深度“本质”性内容的）转喻与寓言来理解，被当作诗来理解。这样，当柏拉图的理念论被作为诗性来接受，在“诗”与“哲学”二者之间，将恢复其大部分的自然视野与自然秩序。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柏拉图的转喻和寓言，只是把他作为隐喻和象征来接受，当作形而上学来接受。但作为康德哲学一本正经、费尽心机所处理的核心问题的“先天综合判断”问题，却恰恰被尼采视为是一个转喻式的修辞游戏[14]。尼采的出发点是再一次回到前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古典诗人，所以尼采当然又走向另一种偏激……西方传统由于其自身的构成，始终无法“自然”地审视一个自然的视野，与安顿自身的自然性基础。但这其中的根本性困境，就来源于巴门尼德的那次致命的背离，以及在这种背离当中，发生的某种失重的滑动[15]。总体而言，在古希腊文明语境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传统当中，是《会饮》当中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美的阶梯”，而非阿里斯托芬的自然阶梯，更非现代美学视野，最能够接近自然的“自然”，或自然之为自然的属性：
从这儿这些（生生灭灭的）美开始，为了那个（自本自根的）美总是不断上升，有如把这儿这些（生生灭灭的）美用作阶梯，从一个（身体）上到两个（身体），从两个（身体）上到所有美的身体；从美的身体上到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从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上到美的诸学问，从诸学问最终圆满上到那个学问——不外乎就是那个美本身的学问，而且，最终圆满就在于认识何为美本身。[16]
文学修辞的作用，在于将这个自然价值阶梯展现开来，并将现实当中的人性裹挟、纳入这个自然序列格局当中，使其自然地攀缘而上。于是，在文学的自然心智与文学整全的文明性本质当中，与现代性的“审美”理论与美学视野相比，自然之为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构成方式。在这里，文学的自然心智指的不是那种拙朴的自发性，也不是指代任何通常美学与艺术理论范畴内的“自然主义”和“自然审美”主张，而是指其背后的自然标准、自然视野和自然格局。人性化生存的自然秩序，以本身属于“自然”的方式，顺序穿透与覆盖文学心智及文学的文明格局：出自自然心智的文学修辞，并不执着于生活世界或文学经验的普遍性的“本质”，而是展示修辞织体背后人类生存之“自然”的高处与低处、连绵与断裂、阳光与暗影、白天与黑夜……或者不如说，这种文明生活经验的自然整全性和自然关系格局，只有在文学修辞的自然理性与“文明”理性格局当中，才得以完整、具体地疏解、展示、释放出来。
这其中的关系，打个不太严格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地理方位图：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方位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这预设了观察者置身于地图所标识的时空格局内部的体认、感知“身位”；而源自西方现代“科学”视野的地图方位，则是人们所熟知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则表明观察者是立于地理空间格局的外部，将地理空间和地图当作面前的一个对象和客体来进行认知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简易与简化了的观念模型，标示中西两种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思维和认识方式的基本特性：前者观察者自身也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而后者的空间关系，却只是观察者外部的一个与己无关的认识对象、知识对象；后者并不必然割裂自然视野的总体性，但如前面所说，西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起点，正是摒弃自然视野和自然标准，将人性化的领地作为一个自我复制、循环论证的理念性与概念性的绝对性。于是，西方传统当中的现代人性观念与现代性文明秩序、文明价值，乃至人性与人性化的生活世界本身，由此变成了一个悬浮的浮标，它可以指向任何方向，也可以漂向任何地方。
就此而言，一方面，中华文明可以认为从根性上就具有一种有利于文学性与诗性发生、成长的内在机理和价值机制，但不能由此从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文明传统的标准出发，将中国传统描述为一种迷离恍惚、神秘离奇的“诗性”的原始性与低级文明，不能用狭义的、文体意义上的“诗性”或者文学性，来对于中国文化与文明传统作“东方主义”的后殖民想象：中华文明的诗性特征只是一种比较性、区分性的特性，虽然不同于西方的“理性”和“科学”标准，但它同样有着自身内在的、整全的理性秩序和法则。另一方面，也由此可证，西方传统当中那种对象化、客体化的认知关系，如果在别的领域（比如自然科学领域）、在某些情况下尚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当它蔓延和复制到文学问题、文学认知与文艺理论领域，其后果就将是致命的：以心理表象——审美对象的主客体关系为轴心的“现代”美学，及其主导下的文艺理论和文学认知、文学思维方式当中，所发生的就是对于文学文明本质的根本性的割截与删改。反过来说，中国古典文论当中虚怀纳物、澄怀观道的“虚静”论，既不是一种作家心理学和“创作论”，也不是由此产生的空灵、静穆的文学风格的暗示，而是一种文学的文明本质观念和文学修辞背后的文明本质的构成格局。从而，它们不仅仅是美学和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是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和生命构成方式，这与美学及西方文论当中，将作家主体当作一个创造意义秩序的原点和浪漫主义式的、饱含“激情”的文学主体性，有着本质的但并非属于文艺理论与美学范畴内部的区别。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此类所谓“美学”与“文艺理论”领域及其相应的认知方式，在中华文明与中国人文明生活总体格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将文学的心智维度揭示出来，或者说，文学的心智构成之自然格局，恰恰说明文学不仅仅是心智的结果，至少与西方现代概念上的哲学、文学相比，它更加不仅仅是心智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文学当然是一个“境由心造”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心灵和心智的“造境”，但“造”不只是主体的“创造力”与天赋，文学所内涵与关联的东西，并不是心智本身的附属物和产品；同样，也不是任何的文学心灵和心智都具有同样的高度与力量，任何的造境都具有同样的诗性的、文明的价值。文学的“问题”与“边界”出自人类的文学心智，但这种文学心智，具有不能减缩为个体性、学科知识与概念化的对象领域的人类生存之存在论起源与文明价值的纵深格局，因此它是这个心智宇宙网罗、包络的内在“问题”空间，与由此组织起来的生活世界的“边界”构成。而源自西方现代性传统并作为其某种“完成”形态的“现代”的美学化、学科化的文艺理论，诱使人们将这个问题空间客观化、对象化为一个地球仪式的存在，并将这个问题空间的“审美化”的表层区域与客体对象性格局，当成文学的“问题”与“边界”，而这个问题性球面上的“经纬线”，则成为文学的“问题”与“边界”之客观性、科学性的证明——文学的现代性心智由此进入迷乱的无穷复制与循环论证。事实上，文学心智的整全性，从来不是审美“对象”“客体”领域上的扩大与广阔无边，而是在“创作心理”“生存体验”之外，文学心智本身具有的全幅的、通彻的生存领域的认知、理解的融贯视野与全方位的、协调性的心智机能，以及对于生活世界具有进行总体上的文化组织与价值安顿、立法的权能——这就是中国古典文论所反复强调的文学的“经纶”“弥纶”之功，以及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的真实意指。但这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知识与学科体系所能探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