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从《周易》到《文心雕龙》
在中国传统当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尚书·舜典》当中“浚哲文明”的用法，孔颖达认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易传》当中，“文明”超越了对于个体品质的描述，成为一个表征卦象所反映的自然与人文秩序、生活状态的描述性概念：“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文言》）“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同人·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大有·彖》）等。《周易》的《乾》卦，六爻皆阳，代表了一个纯粹的、绝对的关于人类生活秩序、关于“文明”的自然标准与自然法则，而其余六十三卦，则是在这个标准与法则映照之下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世界的具体形态，也可以说就是“文明”的具体形态：一切卦中皆有“乾”，“乾”在一切卦中，因此在“文明”的不同的层级与形态之中，始终包含着一个“自然之道”的终极基础与尺度，或者说始终是在这一基础与尺度的支持与规划之下，展开“文明”的具体形态。近代日语当中用“文明”来翻译西方的civilization 概念，应该说是很出色的翻译——尽管日本文明未必能够领略与实践“文明”当中的“自然之道”与自然真理。现代汉语日常用语当中的“文明”概念，是来自于日语的“外来词”，它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理念的同时，并不会、也不应该妨碍其重新兼容、或重新绽放中国传统“文明”概念的深广意蕴。
作为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全书内容博大精深，对于“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本身的含义，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对于书名的理解，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全书的基本性质与基本文学理念的认知。人们一般按照《序志》篇当中“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绉奭之群言雕龙也”一句，来判断“文心雕龙”这一书名的基本意涵，由此生发出各种解释。然而事实上，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文章自然是“雕缛成体”，但不能像绉奭一样以“群言”来“雕龙”，而应该以“文心”来“雕龙”，或者说，“雕龙”的本源是“文心”。因此，“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基本含义，可以说就是以人“拔萃出类”的“智术”或者“文心”，来进行能够超越“岁月飘忽”、时间流逝的文章或文学“制作”（《序志》）。这样，需要进一步考量的关键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智术”或者“文心”，来进行什么样的“制作”。
《文心雕龙》深受儒道释各种思想源流的影响，但因为《周易》本身作为中国文化根本经典“权舆三教，钤键九流”（李鼎祚《周易集解序》）的性质、地位，所以《周易》对于刘勰的影响尤其突出，而且刘勰也似乎刻意地强调、或有意地提示这一点：比如《文心雕龙》除《序志》之外的四十九篇的篇数就是为了“彰乎大易之数”（《文心雕龙·序志》）。因此，有的学者就直接指出，“刘勰所谓道，就是《易》道”[14]。刘勰或许就是要从“文”与“文心”的角度，来对于《周易》所反映的自然法则与人文价值秩序进行一种写照与阐述——这也才符合刘勰视文章为“经典枝条”的基本文学理念（《序志》）。从而，对于《文心雕龙》一书的理解，包括对于书名的诠释，都不能不参照《周易》这部经典。脱离了刘勰本人着意提醒过的这一明显的思想文化语境与问题性线索，来解释《文心雕龙》书名含义与全书主旨，皆有一叶障目之憾。
《原道》是《文心雕龙》首篇，也为全书确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纲领与问题框架，这其中处处可以看到《周易》的影子。在《原道》篇当中，在涉及“文”与“心”的问题上，刘勰开宗明义地确立了一个“自然之道”的基本序列：“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以此为前提，刘勰在这里讲了三种“文”、三种“心”。“道之文”是日月山川、天地自然之文；“器之文”是“无识之物”的形、声生成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想到语言文字的“形”与“声”）；“言之文”是发自人心之“神理”的“人文”。相对于“道之文”来说，人作为“三才”之一，本身就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心”——“天地之心”；相对于“无识之物”来说，人又具有作为“有心之器”的器“心”；但人之为人，“道心”是人作为“天地之心”的最深层的本质，同时也是对于“有心之器”的超越与升华。这其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表示：
表1-1 《原道》篇“文”与“心”关系示意
因此，“道心”事实上综合了（比喻意义上的）“天地之心”，即作为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作为“有心之器”在语言修辞技艺层面上的心灵劳作。出自“道心”的文章，形式上看似乎仍然是“言之文”，但事实上这个“言之文”，已经包含了人与人的生活这一文明的主体性维度：所以，“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当刘勰再次提到“天地之心”时，这个“天地之心”已经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更高一层次的“天地之心”，它就是“道心”。出自“道心”，当然就是“道之文”。但同样，这个“道之文”，也不再是《原道》篇一开始提到的日月山川这样纯客观“自然”之文，而是能“鼓天下之动”、使“天下文明”的“道之文”：道、道心、道之文，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同时还是综合这一切的总体。为什么“道”就可以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是“道”。作为“道心”的“文心”，统合了修辞与生活、艺术性与文明性，统合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三心”合一导致了“三文”合一，而这个合一的“三文”，包括自然与人文世界，或者说循顺“自然之道”的人文世界，以自然为基础人类生活世界。这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的文明世界。总体上看，不仅这种在“道”的总体性视野当中，由分疏到统合的思想方式符合《周易》的思维机理，而且把这三种“文”与三种“心”统一起来，把文学的修辞与生活、艺术与文明、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本身可以说就是《周易》或者《文心雕龙》的“文明”的观念，或者说就是一种文明诗学的文艺理论观念与理论格局。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中华文明传统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秩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价值秩序的自然正确性、自然整全性之所在，就是“文明”，就是“中国”，这是可以贯通古今中西的“文明”概念。在此前提下，将这种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文而明之”、“明”之以“文”，或许就是出自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学定义，与一个文明诗学意义上的文学的标准概念——这可以看成是超出美学的“现代性”视野与审美主义眼光，重新讲述的“文学”的故事。这并不是以今衡古或者望文生义：在《文心雕龙》式的精粹文言文当中，当然是以“字”为单位展开的思维方式与概念组织方式，而《周易》等经典当中的“文”“明”“文明”观念，当然都有其各自相对独立的含义；但《文心雕龙》对于它们的有意沿袭及分、合应用，将它们擘肌分理、牵掣映带地使用，正是刘勰的用心之所在——刘勰或许正是以此来彰显一种具有深广的文明渊源与阔大视野，但又具有其独到理解、良苦用心的“文学”观念。所以文明诗学的文学概念，比之于过去的“美是生活”“文学反映生活”“文艺美学”“审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美学”等审美与文学艺术的定义方式，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特色，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内在的实践机理与理论脉络。西方传统上也有关于文学的“镜与灯”、海德格尔式的“澄明”之类的非审美的“文”——“明”观念，将文明诗学的“文”“明”“文明”等观念，会通于今天的文学概念与文学理解，不仅彰显了中国人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传达方式与功用方式的独到理解，并且也携带有渊源于中华文明传统与文学实践传统的宽广的阐释空间与阐述弹性，便利、有助于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的生成。
通常的西方美学或者审美诗学观念的前提，是审美（艺术）与真理的割裂与背反，即文学艺术不可能通达真理性，“文”不可能“明道”：文学的作用就是诉诸人的感性和情感维度，带给人们以审美愉悦，再经由文学的艺术形象或审美情感、审美经验的中介，间接地表现、反映、重构最终是由哲学和科学理性所垄断的世界真理与生活本质。因此，审美诗学与审美批评话语，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套整全的、自足的话语体系，甚至“美是某某”这个认知结构本身，就决定了西方美学话语体系是镶嵌在世界本体论观念结构当中的某种断片性、碎片化的构成。“反映”“再现”“表现”“形象”“象征”……哪一个都离不开对于认知性、理论性真理的或正向、或反向的依傍。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只是从否定性的维度、以消极性的方式颠覆了审美主义观念，但却并不能对包括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本身的艺术性机理，给出充分的、正面的解释。就中国文学传统来说，用这种审美的眼光，不仅不能对于（比如《文心雕龙》所论列的）那些非审美的“实用文体”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给出充分解释，而且其对于所谓审美性文体的解释事实上也是隔膜的。所以，最终只能把《文心雕龙》全书的性质界定为“文章学”“写作学”之类，但这其实只是回避了问题。即使是现代意义上的“文章”概念也是一个含混的范畴，刘勰本人就使用“文章”的概念，而刘勰或者中国古代的“文章”概念很广泛，几乎等同于“文”本身的概念，所以说《文心雕龙》是“文章学”理论著作，等于没有解释。“写作学”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中国传统的文明诗学则认为，文学不仅仅能够通过一种审美性、艺术性的糖衣“文以载道”，同时，文学也不仅仅是像棒棒糖一样诱导人们去发现文学背后的那个“生活本质”，或者像非理性的“天火”一样煽动人们无谓的激情与“感性”，文学修辞实践自身完全可以洞彻、通达自然与人文的天地大道。不仅如此，“辞之所以能鼓天下之动者，乃道之文也”（《原道》），文学修辞本身就是按照“道”的标准与法则，进行文明生活与文明价值实践的引导力量与动力渊源。在这个意义上，“因文而明道”（《原道》）是一种现实的、全方位的实践可能性：这是一种比之审美更深层次的文学本质，它以通天彻地、秘响旁通的“道心”与“神理”展现的“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原道》）的作用，震撼与洞穿人身（“耳目”）、心（“性情”）两个方面自然生命。这不一定排斥审美、不能兼容审美，但却不是审美所能局限的，审美只是其旁支与表象。所以，客观情形是，即便要研究狭义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艺术性，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审美诗学”需要以文明诗学为前提，而非相反。
于是，《文心雕龙》所谓原道、征圣、宗经，并非只是指文章体式与辞句方面，同样也不是迂腐刻板的文章义理方面的主题渊源与阐述对象，而是一种出于自然、但又将人类生活的文明秩序整体纳入考量的为文之“智术”或者“文明心智”，这才是“文心”，由此才能“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序志》）。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实践与文学修辞，即“错画”“交文”之文（许慎）、“经国之大业”之文（曹丕）、“经天纬地”之文（孔颖达），就是中国意义上“文而明之”、“明”之以“文”的“文明”性的文学概念。至于“龙”，根据一些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中国人龙崇拜源远流长，《周易》的《乾》卦，用“龙”的形象所代表的六爻的出处升降，来表述中国人文明生活的精神品级与价值格局，可以说是其来有自。这样，“文心雕龙”所“雕”之“龙”，也就是反映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当中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与文明价值图谱；出自文明诗学意义上的文学定义，“文心雕龙”的真正内在意涵，就是以文学修辞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价值图谱“明”之以“文”，使其“言立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