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具体性”：自然—道体论修辞的展开

文学修辞的最高境界，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周易参同契》当中证得金丹大道的“情合乾坤”（《周易参同契·性命归元章》）的“大罗金仙”：它代表了作为最高的自然之道与自然法则的观念性、真理性、价值性存在，同时又是与凡人同型同构的具体、完整的通体光明的肉身与身体性。就此而言，对于观念、真理与精神价值层面来说，文学修辞代表的就是一种“自然的自然性”意义上的“具体的具体性”，而文学修辞之具体性或者说“具体的具体性”，从真理性意义与精神价值层面上是“向上”的攀升，而非“向下”的堕落。对于沉浸在各种根本上源于西方“现代性”神话与意识形态封闭性当中的文学修辞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梦见的境界，更无从脱胎换骨。因此，就中国当代文学修辞而言，即便是那些天天鼓吹语言本体论、身体写作的文学实践，其实也经常是停留在各种“现代”神话之断崖式的抽象性当中，并且会把这里探讨的问题性，当成是“主题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与“思想性”要求。这种抽象性与发源于西方“现代性”传统的文化机制与文明价值格局有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学观念将它们推向某种极致。本章这里要做的，就是反思这种诗性修辞实践的抽象性观念格局的来源与形成过程，以及探讨不是“抽象的具体性”与“具体的抽象性”，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具体的具体性”的诗性修辞实践的展开机制。与此相应，这里将诗性本身的“本体”性、“实体”性存在，定位于诗性修辞实践层面，因为诗性修辞实践是一个将人、世界及语言连接在一起的联动界面，它由此沟通内部与外部、时间与空间而同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它诉诸人性和灵魂的整体性，内在地贯穿着理性与情感、思想与艺术，因此它实际上也贯通诗人与哲人的智慧、古典与现代的传统分野。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将任何一种孤立因素，视为诗性“本体”“本质”“本身”所在的“现代”的、极端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