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重返“生活世界”的诗学理论
西方最近几十年来的各种名目和派系的文艺理论，在走出对于形而上学式的超越性理念关注的同时，超越对于文学的“本体论式”的抽象凝视，返回到对于人类生存的文明价值秩序的现实关怀当中，返回到“生活世界”的具体性视域当中，其实也算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倾向。西方现代哲学比如现象学当中的“生活世界”概念，就是在科学主义的精确性、客观性知识要求与人文主义的相对性、主观性知识取向的夹击之下，力求反思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传统，重新为人类生活和人的理性找到一方坚实的根基。在西方各种“新潮”和“现代”“后现代”的理论神话当中，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园与存在方式太远了，重返饱含前理论的文明价值感的“生活世界”，才应该是文艺理论重建的出发点。因此，它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重建首先需要关注的探索方向：
（一）重返生活世界的文艺理论，是在生活世界、生活体制的整体性和文明价值秩序当中来理解和看待文学。近世以来西方学术理性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基本背景，就是标举所谓“价值中立”，追求学术理性本身的自洽性，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道德哲学教授和制造毒气的工程师，在他们的工作同样“外在”于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上，获得同样的尊重和待遇。而至少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就是不断诉求将文学理解成一个外部的审美客体和实体，在对这个客体和实体的抽象凝视中，文艺理论不断内卷、回缩为自我完成的、自洽的学术理性。这其中所发生的，不仅仅是学术理性本身的异化，而且使人们的文学认知也产生了结构性的盲视和局限性：作家和读者遭遇的，首先是现代“学科”知识意义上的支离破碎的学术理性、理论观念和“批评”思维，而此种学术理性也因此尾大不掉地将自身的智识格局作为理解文学的思想边际和价值支点，深度加入文学的“本质”思维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对象和客体方向，即使将文学放到哪怕是显微镜式的观照和“细读”理论当中，也不足以理解文学的自然真容及文学经验的文明整全性，甚至愈鹜愈远、适得其反。
如果人们仍然认同“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念的话，那么，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事实上就与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领域一样广阔。人们会觉得文艺理论就是研究和解释文学问题、文学作品的一门学问。但其实在西方传统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那些文艺理论思想，往往并非出自职业文艺理论家，而是来自那些视野宏阔、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哲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卢卡奇、海德格尔这些“人类的导师”（黑格尔语）——他们可以看成西方的“经学”传统。反过来，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基本形态的诗话、词话等形式，一方面或许是人们所说的诗性思维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实际上也同样是力求超越自洽、自足的学术理性，以自身的“断片”和“未完成”形态，来把握作为生活世界和生存秩序整体的文学背后的文明价值关系的实践后果。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过于“专业”化和“学科”化的眼光，看到的往往只能是文学的局部、表层和作为某种抽象性的东西，这应该是一个容易想象、并不艰深的道理。
（二）重返生活世界的文艺理论，是在中华文明脉络所规范的生活体制和价值秩序的连续性当中来思考与解释文学问题。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中国传统，不仅仅是一些可以拿来借鉴的文学经典文本，及用以进行现代承续、对接、转化的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而且也是当下生活体制和价值秩序的规范给出者和建构者本身，因而它必然深刻地加入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此，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建构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同时，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传统也在时间当中历史性地建构我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世界。在这种交响性的、错综性的存在关系格局当中所传承的，不是一些具体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而是中国人对于生命存在、生活方式、生存价值本身的理解和践履。这些是文学与文艺理论真正永恒的母题，是中国人“在文学中存在”及文学本身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正是我们的文艺理论思考展开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语境。
因此，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不在于外部的“中国”标识和“文化”涂装，而在于内在的思想方式、认知格局和解释能力的中国化与中华文明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争论了很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来说，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颠倒”和认识的翻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在具体的概念、范畴层面上与现代理论对接，也不是对之进行一种单向的、“现代”的阐释，而是如何通过传统中国文论的概念与思想方式的中介，真正地理解、接续和重建与中国文学的语言方式、文学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的情感模式、伦理秩序、生活世界和价值表述——这才是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的“元认知”和“元理解”根基。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传统文论，关注的从来不只是文学作品本身，更不只是关注文艺理论的学术理性本身。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是要在现代的文艺理论思维当中，加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明视野、文明格局和文明实践意志，并在这个层面上重建理论思维与文明传统的连续性。同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也就不是概念、命题层面上的文艺理论的诸多“资源”之一，而是我们需要不断返回、不断参证的价值基元和价值锚地。它让人们在困顿中重新保有文明力量和文明勇气，在迷途当中重新找到文明航向。
在文艺理论重返生活世界的过程当中，人们努力加以寻索的，其实就是在一些更加具有可感性和具体性的秩序空间当中，去赋予文艺理论以价值实践方向和文明重量。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以一个平面性、物质实体化的世界本体论的名义，假定学科知识体系内在的“真理”品质的抽象同质性，并且以一种祛魅的、形而下的方式，假定灵魂同生活世界与生活秩序之间的“理性”同构格局。文艺理论不管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通常概念上的完整或成型的“学科”，当下人们对于文艺理论的各种无论是浪漫想象还是无穷无尽的抱怨，都是在“知识”化的现代学科体系的潜在认知结构当中展开的，甚至仍然有意无意地以之为“建设”目标。不过，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来说，一般地反对和抛弃这种学科视野也还远远不够，现代知识化的学科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与文明本质的残疾，不是通过视野整合和进行一些“跨学科”研究本身就能够解决的。另外，就这里的目标而言，“生活世界”在此也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大致的努力方向，文艺理论还缺乏内在的“文明”质感和“文明”思维内涵，由此出发的文学理解和文学概念还缺乏“文明”的具体性。因此，这里的问题路径还需要寻找更为具象的参照系统与参照坐标，进一步地加以延展与深化。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秩序及其知识构成当中，儒家“经学”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经史”，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性：如果说“史”可能代表了典籍背后的某种时空经验秩序，那么比它更为重要的“经”与“经学”，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经史”所表征的文明价值体系，一定代表了某种之于中国人而言是温暖而坚固的生活世界核心，以及这个核心坚守和展开其自身的具体方式。而在这其中，无论是“经”“经学”还是“经史”，即使按照今天的学科体系、学术概念体系的分类标准与理解方式，其实也都离不开文学的影子。那么，从此出发，是否可以发现一种对于今天的文艺理论建构有用的、“新经学”式的文明或“文明诗学”的总体性视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