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与中国文学传统（上）——自然之思与文学沿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的这一声感叹，在《论语》绵密的人伦道德教诲当中，确实显得很特别。孔子不一定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将儒家伦理秩序置于变化的河流之上[1]，但人性与自然之间的天人秩序及天人视野，在孔子那里是始终存在的。孔子不怎么谈论“性与天道”（《论语·公冶长》），也很少谈论“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但孔子并非仅仅关注人性化领域与人伦的世界。人性可以很伟大，但失去了天道与自然标准的人性，也容易成为一个失去方向的空转的陀螺，走向迷失、腐朽、变质。因此，通过孔子的慨叹，程颐看到的是“道体”与“天德”[2]，戴望看到的是“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的今文经学义理[3]。这结果，就是自然之道或者天道自然，贯通儒释道、穿透真善美、立法天地人，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文明价值底盘，奠定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基础：在这里，自然不仅是文明和人性的基础与起点，同时始终是文明和人性的标准与法则，最后还是文明和人性的完善与完成。这种总体性、全方位、多层次的“自然”，才可以称之为“道”，也即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相表里的整全的“自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