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视野的层次性与综合性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当中，在这种文明的“诗性”机理结构当中，终极性的“本体”或者“实体”是自然本身，是一种具有层次性与综合性的具体的自然总体性视野。但中华文明当中的这个“自然”，是“自然而然”，是自然的“自然”，是“自然”本身的持续不断“自然化”，是对于先天与后天、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理念与现实本身的整体自然化。在这种持续的自然化过程中，将带来对于过度人为化与人性化的世界格局的重新组构，恢复“自然”的天真与本然，恢复“自然”的本来秩序与整全视野。然而，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超越的神秘性，同样也没有任何固定化的理性认知程式、认知结构可以不经“自然”视野的反照与考量。因而所谓“於穆不已”的“天命”，不过是可以自己生长、自建标准、自动恢复的动转不息的自然秩序本身而已：“言维此天所为之教命，於乎美哉，动行而不已。言天道转运，无极止时也”（孔颖达《正义》）。反之，就只会将这种终极性与基础性，概念化为一个冥顽不灵的思辨当中的抽象物。或者也可以说，只有消解了对于终极性“本体”或者“实体”思维的概念强迫症，这种具体性、基础性的终极“自然”视野，才会呈现出来。

这个总体性、综合性的“自然”视野，由此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与内在的曲折与层次：“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文言》）中国概念当中的“天”（乾）或“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物理自然，它包括“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同样也包括“先天”“后天”的维度：对于“自然”的理解，由此展开一个富于实践性的纵深与开放性的余裕的维度，“自然”概念与生活世界之间是具有时空延展度的连接面、作业面，而不仅仅是一种从概念性发出的抽象法则与规范性。如此循顺自然之道的“大人”，就是人们生活实践法则的总和与极致。“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周易·乾·文言》），其实不仅仅是“天”或《乾》卦，整部《易经》都应该用这种分层次、分维度，但又综合性、“通观”（“用”）性的方式来加以理解，这才能得到一种整全的理解与思维方式，同时，这也才是中华文明当中的“自然”概念的丰富性所在。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理解上的圆融灵透与思想上的生动丰裕，而是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华文明之认知、价值实践格局的构成。

这种具有内在的分疏与差异性，或者说这种内在分疏与差异化的文明体系的总体特征，就是中华文明之“诗性”的内在构成方式与具体组织结构：总体而言，诗性一方面是自然性本身的不断的精炼、升华与重建，它是自然视野的综合性与总体性；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维护和保卫着这种自然内在的层次、曲折性，护持着自然的活跃性、积极性、生产性。这样，自然性一方面不会蜕变为粗糙的原始性与低级本能，另一方面也不会概念化为“理性”本质与“理念”投影。于是，这种“诗性”使得自然性同时融通最高层次与最低层级的存在，自然既是存在本质也是文明机理，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因此这种作为自然的“自然”的自然性，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最高层次上的自然，也就是作为“道”的自然，或“道法自然”的自然。诗性、自然与“道”在这里一气相通。但这不仅是道家传统的传承，同样也是儒家传统未经言明的、或较少言及的自然基础与中华文明的基底性格局。人们将其误识为一部分文明传统的特性，恰恰正是由于丧失了通透而又整全性的玄览“自然之道”的眼光，与整体圆融的“诗性”思维方式所致，而失去这种“自然之道”基础与诗性的圆融，文明本身迟早会面临“内外无主，内迫情性，外逼礼仪”的窘境[5]。因此，这个“诗性”机理或者机制的总体性的协和与内在智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机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正代表了这种文明本身“照临四方”的光辉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