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来说，诗学或者文艺理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有似于柏拉图式的“神样的单一形相的美本身”[1]所蕴含的悖论性：当人们沿着现代美学的认知来追寻“美的理念”本身时，会发现柏拉图意义上的“美”，根本不是康德式的现代美学所理解的自主性、超功利的“优美”（beauty），而主要是善、善好、或美好（good）。因此，施特劳斯建议，不仅在谈论柏拉图时一定不要使用“美学”这个“现代”概念，“甚至在日常说话中也永远不要用它”[2]。如本书前面一再阐明的，在“美学”式的理解方式与问题性格局当中，当代文艺理论经常是把某种特定的外部“属性”，当作理念“本身”或“本体”的本真性与实体性来探究、追问，从而带有着某种根本性的空洞性、形式性、虚无性。康德早就“坦白”地承认过，认知理性只能认识现象，那么“美”就只能是现象的现象、“形式的形式”。然而，当代文艺理论或者诗学，似乎不仅没有像康德哲学一样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能力与条件，甚至也缺乏深度理解、触及这种现代价值建构之时代历史情境的具体性与现实感的愿望。于是，当代文艺理论或诗学时常捕获的，只是类似“现象的现象”与“形式的形式”本身的虚无，不待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诗学本身，已经深层次地具有了“审美”与艺术“感性”的属性。但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或者学理知识上的欠缺，而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简单步武西方“现代性”传统的宿命性结果，与“美学”在中国发展、展开的具体历史情境、现实经验格局。这其中，就是某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根本上的对立、抵制关系，以及某种怀疑主义：

那在后来看作是历史的发现的，原本更是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分的再发现……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别的恢复，一开始就被针对理论形而上学的怀疑论所修正，这种怀疑论的顶峰就是贬抑理论而青睐实践……最高形式的实践——政治社会的奠定或形成——就被看作是不由反思控制的一个准自然过程……政治理论就成为了对于实践的产物或现实之物的理解，而不再是对于应然之物的寻求……[3]

这里只要把“政治理论”换成“文艺理论”或“诗学理论”，就会非常恰切地描述当代文艺理论或诗学发展历程。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替换：正因为我们理解不了施特劳斯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方式意义上的“政治”性，与致力于思考这种政治性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性，所以也理解不了本来同样应该以它们为核心性的理解与认知对象的文学及文艺理论。西方的“现代性”传统，把绝对化了的人性本身视为文明、政制、文教秩序的出发点，将人性的自然状态、自发秩序、自然欲望视为现代文明、政治、美学的价值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不再追求美好生活秩序，不再寻求实质性的德性与幸福，而是用抽象的、程序的形式主义制度架构，协调人性的“丛林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审美则成了“赋闲”的认知能力之“无目的的”“主观性的”自由游戏的虚无（康德）。而这种意义上文艺理论或者诗学理论，除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与技艺形式，非但自己不知道在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道”）为何物，而且也不能理解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的高贵性与崇高性之所在。它只会以自己的琐碎的技术性、知识性、范式性与“西方理论说明书”的性质，不断地消解与延宕面向最重要的问题性的眼光与意志。于是，这里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但并不缺乏“文学知识手册”“文学批评方法手册”“文学术语辞典”意义上的文艺理论或者诗学理论，或者说本质上为此类性质所主宰的文艺理论、诗学理论，而且被这种层面上的问题性的“丰富”与“多元”弄得晕头转向，但这背后却是某种根本性的匮乏。

事实上，很多人心目中的“文艺理论”，就是各种各样时髦的西方文论“范式”。当下中国文学领域已经被西方所谓“理论的世纪”带来的“理论”的繁盛所撕裂。而此种意义上的文艺理论，是我们的文学写作沦为“手工DIY”式的自娱自乐的内在需要，反过来也进一步牵引着文学写作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行。根据“后现代”的教义，不能有“二元对立”，不能有“深度模式”，不能有“价值层级”……如果真的这样，这个世界不就变成一张薄薄的纸片了吗？这几十年来，被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思想传销洗了脑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走出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想象力之后，并没有从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学理化进展当中收获多少益处，却走入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与学理化进程本身固陋的空洞性和抽象性当中。研究者与理论家、批评家们，经常是满脑子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却以为自己是富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的个体与“自由”的精灵：文学研究领域整体上缺失的，是一种针对现实、将自身的思维方式变得复杂和具体的理解与认知上的真实感，以及由于停留在因此而来的、悬浮的单面性与抽象性当中，而严重匮乏的问题视野与知识观念上的自我更新、自我反省能力。当年的“先锋”和“前卫”早已经是笑话，却以为“具体化”的学理，就是用“文本细读”与资料堆砌，来充实和重写那些有关“现代”的神话叙事。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人、一些问题对话，有时像是与一个二维平面的世界对话——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这里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处于同一个时空、同一个世界当中的问题。

文学本身是艺术而非“学问”，那么研究文学的“理论”与“学理”应该是什么属性与定位，迄今并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文明诗学不关心此种个体休闲、娱乐意义上“DIY 式写作”，也非此种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在文明诗学的意义上，文艺理论的“道”并非文艺理论和诗学本身的“道”，更非文艺理论或诗学理论本身。文学必须关注人类生活当中最高处、最重要的问题，并以此为导向来致力于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作家与读者的灵魂，同时也才能在由此而来问题的紧张性与思想的超越性当中，沉入文学经验的深处，打开文学意义的普遍性。否则，仅仅局限于日常经验与个体性的“复杂的历史经验”与“深度的生命体验”，从更高与更大的视野来看，就和不小心摔了一跤的三岁小孩的啼哭一样，自以为很“本真”、很“复杂”、很“深度”，但一个普通的芸芸众生的“内心世界”究竟能有多“复杂”、多“深刻”？而如果文学式的感性，激发起的是灵魂深处的战争，生产的是灵魂的废墟与动乱，却并不能将这种灵魂引向一个更加自然、合理的秩序，那这个个体是否会更加幸福？这个社会是否会更加完善和健全？而作为读者，是否有关注一个具备写作“手艺”的庸人的“内心世界”展览的义务？事实上，上述这样一些文学写作，很可能根本不值得一提。同样，对于经过努力仍然不知道，或因为自以为是而不理解何为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问题的人来说，只能说按照自然天性，他不适合文学写作或不能理解文学为何物。而文艺理论或者诗学理论不关注这样的问题，不关注“道”层面的问题，也就与随性的、业余性的文学鉴赏没有本质区别，最终只能成为文学玩具的零件组装指导手册与商品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