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古今之变的文明实质与文明价值内涵
在文学的古典传统当中，文学的问题性以一种肯定性的价值情态，内涵于生活世界的伦理经脉与文明秩序当中，而按照文学的现代性传统，文学变成了对于前者进行外延性的“审美”反映与评判的、“可以智力得”的主体观念形态的附属物；在前者当中，文学以自己的眼光与修辞实践，直接面对作为问题性领域的生活世界总体，而在后者当中，文学本身变成了被“审美”的客体、对象，甚至于一个物质性的实体……其实，在无论中西的文学古典传统当中，文学的修辞实践在作为“修辞共同体”的人类生活世界当中[6]，在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秩序方面都具有一种结构性作用，一种关键性与基础性的重要性：“……修辞术如所说的那样似乎能够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范围内发现说服的方式。所以我们说修辞的技术不限于任何一种特殊的事务对象。”[7]在这里，修辞术这样的“技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技术，“说服”也不能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简单说教：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道德、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等等，无不内在于一种修辞性的理性推理（“技术”）与价值实践（“说服”）当中；而修辞术之于诗，或许正如辩证法之于哲学，正是成其所是的内在本质环节。人类生活世界、生活方式问题就是本源意义上的政治问题，文学的古典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不走极端，对于政治事务持既不理想化、也不妖魔化的开明、中道的态度：
如果我们在最广泛、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修辞术，比如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那么，哲学和城邦之间的鸿沟就可以弥合了……修辞术可以实现价值判断。但是，现今的主流观点认为：价值判断不可能被任何推理支持（无论科学的，还是修辞术的），因为它们根本上是情感性的。[8]
哲学和城邦代表了人性的两个极端：“哲学”代表了某种完美的生活秩序的理念与理想，“城邦”则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现实生活方式，这两者之间无疑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在西方古典传统的问题性当中，“哲学”与“城邦”的冲突，也就是“诗与哲学之争”问题，因为诗歌持维护城邦的“弥合”与统一的立场。因此，如果我们“在最广泛、最深刻”的修辞术（而不是智术化、工具化和理念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这其中发生的事实是：修辞实践以其诗性的自然总体性格局，在发掘、敞开哲学与城邦的共同建基于其上的、某种更为基础性的自然秩序的意义上，将它们连接与统一起来；而在广大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领域展开其整全性的文化本质，才是与文学修辞实践之诗性的总体性及内在的肯定性价值情态相适应的文学的恰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领域。这开启了从诗性和文学修辞的角度，重审、重建灵魂秩序与生活秩序之间关系的诗性—自然价值立法与“立法诗”传统[9]。它由诗性的修辞实践来完成，是因为它所实现的“价值判断”与价值立法，恰恰是诗性与文学性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所护持的宽广丰裕、具有纵深感、层次性与逻辑弹性的自然秩序，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能由工具理性构筑的僵硬的程式合法性、规范性法则。
这种将生活秩序与生活世界的自然整体性纳入其中的整全视野，对于理解人性和文学来说恰恰是妥帖、圆融之境：在涉及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政治事物的古典定义当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像哲人一样凭借理念去生活，而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这样的哲人，并不只是在思考哲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占据其思想中心的，更多的是非哲人的普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因此，以古典文学经典解读著称的伯纳德特指出，《理想国》中所有对话者都相信理念，唯一例外的恰恰是其中的灵魂人物苏格拉底[10]。城邦生活秩序不能靠理念来解决，灵魂与城邦之间无法达成理念性的同一和形式—工具理性的同构，这一点是诗性存在的现实前提，也是诗性在更高的层次上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维系、弥合的自然秩序：
由此，柏拉图就能够宣称城邦和灵魂之间有一种形式的类比。但是这绝决不是要求这种类比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形式是诗的形式，不是逻各斯（logos）的形式。[11]
在此，柏拉图式的问题性核心，不在于将其对话文体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文本而从中抽绎出来“观点”或命题性结论，而是存在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文学性的修辞实践整体当中——这一点，有其作为隐喻性的一面，也有并非隐喻的一面。就前者而言，《理想国》的文学修辞再现的“理想国”政制秩序，隐喻性地、“具体”地展示了何为政制秩序当中最重要的东西的“前现代”观念——修辞术所包络的参差不齐的灵魂状态与生活世界的自然具体性，从而提供给人们以一种思考方式和认知坐标；就后者而言，它本身就是修辞实践与生活方式的一个现实部分与示范：《理想国》的修辞秩序本身带着它的“价值判断”与立法意图，接通文学性背后的自然价值与自然秩序渊源，从而以在更高层面上遵循自然，或遵循更高层面上的自然的方式，来安顿人们的灵魂与生活。“灵魂”与“城邦”之间的“诗的形式”的“类比”关系，正是沿着修辞实践维度展开的“价值判断”和诗性立法实践本身，由此“弥合”、填平了“理想国”的哲学理念与“城邦”生活现实之间的分裂和“鸿沟”：存在于人类修辞秩序和修辞实践当中的《理想国》，既不是“理想国”的理念，也不是彻底洞穴化的腐朽的城邦，而是理念与现实共存的人性化生存的自然秩序与自然格局。就柏拉图对于西方文明史的影响而言，说作为“修辞共同体”的西方人与西方文明生存于《理想国》的修辞与诗性立法实践当中，这或许不是一种过于离谱的夸张。而很难说柏拉图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而，文学的“现代性”传统既误读了文学，也误读了哲学。上述这一切到了文学的“现代”视野当中，变成了自主性的理性个体与智术化修辞组成的文化与文明价值格局。但这并非一定缘起于时间上的“现代”阶段，另外一种文明诱惑，从一开始就在文学的古典传统旁边孕育和徘徊：如果不只将“现代”看作时间概念，而同时也看作一种心智类型和文明秩序的话，柏拉图《会饮》当中第一个发表爱神赞辞的、崇拜智术师的斐德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性传统的文学修辞的祖师——这反过来说明，西方文明的所谓的“现代性方案”，只是柏拉图这样的古代圣哲早已考虑到的、一种特定的文明问题的提问方式与解决方案：
这位神是如此智慧的诗人，以至于他能制作出别的诗人。至少，每个人一经爱若斯碰触都会成为诗人，即便以前不谙缪斯技艺也罢。[12]
沦陷在现代性生活体制与文化秩序重构的“自然”洞穴当中的“自由个体”，将它所定义的“自然”性的个体欲望、个体理性和个体权利当作全部：作为文学家的灵魂与文学修辞来说，只要不断向内开掘，就能像上帝一样，以自身的“灵魂”秩序同构出世界的“本质”与存在“真相”。但这个立足个体的“自然”性，作为现代性文明的起点，恰恰是最大的不自然和对自然的根本性背离：将人类生活的基本秩序当成原子化个体及其个体欲望，那全部的问题，只是对于个体意识的“理性”启蒙及不同欲望之间的“技术”性协调而已——这正是西方现代的所谓自由民主政制的基本构成。然而，这样做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取悦民众、让民众“愉悦”：“阿伽通的讲辞是唯一充满普遍意义上的热情的讲辞。这当然部分是因为他的年轻和特殊地位。但这也是因为，他代表的肃剧最令人愉悦，对民人和大众来说最令人愉悦。”[13]阿伽通本来是一个“悲（肃）剧诗人”，悲剧精神喜剧化，或许代表了这种文明机制转变的某个重要时刻：智术师的启蒙理性及智术化的修辞技艺，代表了对于人性之理性化、技术化的乐观主义，它由此凭靠某种特定的理念、“主义”，开启“理性”与“神性”、“个体性”和“普遍性”、“自然”与“技艺”之间达成合理化与技术性同构关系的“新文明”格局：悲剧精神的消失，意味着人性的价值根据与生存家园的消失，它从根性上被肢解，变成启蒙理性、技术理性凯旋的文明喜剧。人的城邦化生活的自然属性，由此被解构为无根的“个体”人性的荒原。
“西方危机的异常之处是，它相当于一场哲学危机……在现代性中哲学和科学成了主宰，纯粹的理论问题起着决定性的政治作用。”[14]构成这种新文明格局核心的智术化、启蒙化、工具化的“理性主义”，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同样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危机的根源。这是由于，这其间贯穿和横亘着的，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主体论，康德说“理性实为其自身之学徒”[15]，而现代性的“理性”文化正是批量生产诗人的机器化工厂本身：爱神是诗人，而之所以是诗人，就在于它的“制作”方面的理性技艺；因而作为爱神之“神性”传递着的，就是这样作为原子化的个体性的“自然”技艺能力与智术（“每个人一经爱若斯碰触都会成为诗人”），或者智术化、技艺化的“理性”能力和“理性”灵魂。牟宗三用“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来描述现代认知主体的生成方式：在“现代”的意义上，在康德的意义上，所谓的“道德主体”也就是因为具有道德“理性”方面的认知与反思能力而成为道德主体的，所以主体性的“现代”意义，就是以认知性与认识论机能来作为主体性的首要核心。因此所谓的“坎陷”只是一个文雅的修辞，其实就是沉沦与“塌陷”，牟宗三很“诚实”地道出了现代性的道德、道德理性和道德主体的构成方式：现代的“理性”主体性本身，相对于古典道德主体来说，确实是一种“塌陷”，将整全的人性的自然秩序，塌陷为“理论家”式的扁平的、抽象的灵魂个体性。它当然易于复制，或者本来就是没有原型和本源的“理性”的、概念性的复制品。
人们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古典传统的不良印象之一，就是古典传统具有一种道德化的性质，而文学的古典传统也经常有一种道德说教和道德化批评传统相伴随。在文学修辞的问题上谈论道德，是因为道德不仅仅是道德本身，也不仅仅是世俗生活的功利需要，而且是灵魂与世界现实相遇、灵魂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方式。古典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性与道德主体，并不仅仅是一个饱满的主体性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持守自身的道德个体：能够“成性存存”“赞天地之化育”，方为“道义之门”，才能行“道”之“义”、得“道”之“德”，只有不断地将更加丰富的内容包含进来，才成其为“道德”的主体。像概念一样抽象、僵直而又贫乏的“现代”理性主体性，其实并不像它自己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自主性的“自由”个体，而只是在某种整全的道德理性、道德视野残缺的情况下，“塌陷”、沦陷在种种现代神话叙事当中不能自拔的产物：“在现代学者的‘客观学术工作’中，随处可见反叛传统的激情和鼓吹‘新道德’、‘新政治’生活方式的激情。所以当他们把一篇篇温柔敦厚的经文‘还原为男女两性的原始欲望的真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鼓吹现代人的‘新道德’、‘新政治’、‘新文化’。至于这种‘新道德’究竟是不是好道德，‘新文化’究竟是不是好文化，乃至根本上是不是道德和文化，乃至是否够得上‘政治’的名称，他们就不像古人那样善于反思了。”[16]事实上，现代性的政治与文化机制当中执着于自身的“理性”个体，根本不可能理解灵魂真正的自然秩序，以及文学修辞所包络的人性化生存格局之纵深的自然结构：
从主体出发是无法证明主体的，——客体也一样：单个主体即“灵魂”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存在。[17]
这个主体，正是被搁浅的西方现代性之“理性化”“合理化”地自我论证的文化主体性，最终变成浮在“表面”上的观念化、“理论”化的形式规范与工具理性的同语反复。于是，这种新的理性主义文明，始于以“理性化”的颟顸及智术化、工具化的修辞观念来理解“爱神”和“神性”；而它的终点，则是将粗鄙的“自然”性与个体的“自然”欲望，将现代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理念”（“理想”“主义”）性回环与自我循环，赋予神圣性质或直接理解为神性——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人”的神话源泉。于是，在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当中，在这样“理论家”心智与观念性核心的文化视野当中，文学在其深度本质上变成一个物化的、几乎是实体性的存在，因为恰恰是这种类似物质性的实体，是理念与观念之理想的“客观对应物”与“对象化”形态，或自我镜像化的存在。于是在这其中，充斥文学主体灵魂核心的，其实是一种“合理化”与“理论化”的冲动，它所看到的，是一种作为康德式的现代主体性所乐于看到的认知思维和知识论机制的表象与侧影：几乎将整个生活世界的自然状态隔绝于文学艺术领域之外的“审美”心智（“审美判断力”）的作用，就在于它论证了近代主体性作为“理论家”与思维机器的完善性——这在康德美学当中几乎是直白的表述。“理论家”的主体心智，因此完成了自我论证的逻各斯的循环。
于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文学领域，在这个早已被近代哲学“理论”地规划为与“真理”绝缘、与“道德”无涉的神话式的生存飞地、“审美”飞地，包含在现代主义文学心智当中的，只是以错误的方式和方向展开的一种“真理”性与“道德”化的虚妄冲动。这具有现代性之病的典型症候意义：现代主义文学“审美”拯救与艺术拜物教式的拟宗教性的文学认知和体验方式，这属于现代性文化逻辑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走向，但这恰恰将其文化诉求的虚妄本质彻底暴露出来。这反过来只是意味着，现代主义文学彻底变成了游离于具有健全灵魂的自然生存本身之外的“审美物自体”，升起在这块“审美化”飞地之上的，是一个试图将真、善、美集于一身的、像上帝一样完满的总体性世界——“文学本体论”或文学作品的“本体”：
赋予上帝以一种本性、一种形式、各种才能，以及一个历史的不是别人，而是诗人……各种宗教定期由诗人产生，并被自然主义者所毁灭。宗教须依赖于文学上的理解才能具有本体论上的有效性……[18]
将“上帝”（神）当成技术化、智术化的修辞术或“诗人”，兰色姆与斐德若如出一辙。文学的现代性传统，最终把人类生活世界的无限复杂性，通过“文学本体论”的过滤，都转换成了“文学上的理解”，变成了文学的“本体”性“内涵”（同上），并一步步地简化、置换为文学“本体”构成内部的意义表征与符号的繁复性；把历史的无根性的虚无与生存焦虑，都转换为对于“变革”和“现代”本身的文化强迫症。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复杂的层次性构造与存在方式，不过是将难以调停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实在与观念”等方面的现代性世界观与现代性哲学的“本体论”难题，转移到了文学的“本体”内部而已：这个“分层次的复调结构”[19]，只不过是主客观之间、观念与实在之间悖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暂时转移与表面调和而已。
西方人的“上帝”，代表了有关西方文明传统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总体性秩序与一种理解方式。人们可以将“上帝”的神话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圣经》确实也有一个文学性的层面，但不能由此说，“上帝”的这个总体性秩序都是由现代主义式的“诗人”来赋予和完成的。而如此这般的现代主义“上帝”，被随便一个什么“自然主义”消灭，也合乎逻辑：现代主义的文化雄心，终究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那种文化格局与心智格局所能承当得起的；或不如说，它恰恰说明了现代主义内在的匮乏、无力与困境。在无根的空想与浅表的循环当中，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与“现代性”传统，本身日益走向虚妄与“没落”的不归之路：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尤其是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正是将自然视野排除在外，将一切的自然人性、自然心智、自然语言、自然修辞都视为肤浅之所，但它自身所陷入的，正是那种力图从“孤绝”的主体性本身出发来证明主体性的文化强迫症与修辞“智术”的虚无主义。那些现代主义文学天才的成就当然不能否认，就具体作品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但并不是把文学修辞变成洞穴式的诡谲幽暗就是卡夫卡：如果以一种智术化的态度来对待文学修辞，卡夫卡比之于荷马确实更容易“复制”和“生产”——斐德若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来说，那种以文学“本身”“本体”的名义而来的智术化、专业化、技艺化的“个体性”自负和自以为是，只是让自己更加远离了生存与文学双方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