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诗性”整体性与“诗性”的总体特征

西方人常用“诗性”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原始文化的特性，一种原始人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学特征，并赋予这个概念以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对的负面的、否定性的意涵。但中华文明却将“诗性”发展为一种正向的、整全性的文明价值机理与文化意义机制，并以此实现了中华文明之轴心突破，成为最为辉煌、最为发达的人类文明体系之一，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这里可以区别于西方理性—宗教文明的构成与机理，以“诗性文明”来命名一种具有通彻的自然视野与自然价值标准的总体性的文明体系，而非将后者当作一种含混不清的规定性或具有“原始”属性的文明特征。这并不意味这里要设置或重新设置一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恰恰相反，我们这里首先要做的，就是扭转只有比照西方文明将中华文明进行某种大而无当、二项对立式的概括与界定，才能展开研究视野的简单与偏激做法：西方文明是黑，中华文明并不一定就是白，它或许是灰，或许是蓝，或许是其他无法界定的色彩，也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用这种“色彩”谱系概括的存在。所以，这里“诗性文明”既不是“哲学”性的理性主导的文明机理，也不是“宗教”性的神性核心的文明体系，更不是“文学”性的感性优先的文明格局，而或许将是这些融会贯通于一体的某种整体性的特定的文明机理，因而是化解了各种文明要素畸轻畸重的片面与偏颇、达到圆融和谐的一种文明格局——这事实上是成熟的、高级的文明特性，但这样的认知视野，只有彻底超越对于西方文明视野后殖民式的或正向、或反向的捆绑式依赖才有可能。

也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才能找到将《周易》与《诗经》这两种在现代“学科”视野当中看起来判若云泥的经典，进行比照研究的共同学理基础。这种共同性、总体性的问题性关怀与思想格局，在传统中华文明视野当中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但却消失在“现代”的学科化视野当中。在这样的状况下，勉强从事的比照研究与整体研究也终究不得要领。这种情况，自然也不只是发生在《周易》与《诗经》这两部经典之间，人们因此失去的不只是对于几种经典的全面理解与认知，而是通观整个文明化生活与生存世界的总体视野与认知格局。《诗经》对于诗性文明起到的枢要性作用，并非因为它是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诗歌总集”，反过来，探讨《周易》的诗性特征，也不是探讨卦爻辞的语句多大程度上就像诗歌一样，运用了诗歌式的修辞手法来进行说理，而是探寻它们当中所包含的文明价值模式与文化意义机制的规范性作用，探讨它们起到的从源头上共同塑型中华文明基本意义-价值模型的作用：“每一种语文学活动都应该被一种哲学世界观所环绕和限制，在其中，任何单独的或个别的东西，都应被视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让其蒸发消失掉；留存下来的唯有整体和统一。”[2]过去虽然也有种种类似“诗性文化”的说法，但或者对于这个概念的涵盖性与阐释力量信心不足，或者受制于其借鉴与参照的某些理论范型、解释范式的局限性，或者仅只将这个概念作某种文学性、艺术性特征的理解，因此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对于这种诗性文明体系的内在机理特征，进行系统合理的、能够经得起推敲的科学阐释与全面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