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格的多样化
德国人威克纳格著有《诗学·修辞学·风格论》，他在《风格概说》里说：
布封的名言“风格就是人”，即指风格的主观方面。主观方面是个人的面貌，无论一位诗人或一位历史家具有怎样强烈的同族相似，总是跟他同时期的其他诗人或其他历史家有所区别。因而，文法的和审美的批评首先应该紧紧抓住这一点去评价个别的作者或去比较并区别几个作者。作品本身的性质愈具有客观性，作者主观的风格表露就愈隐蔽，从而去辨认主观方面也就愈困难。①
①见《文学风格论》，王元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下同。
这里谈到作家的风格，即“风格就是人”。这里又提到诗人和历史家的不同，这就属于诗和历史的不同，即属于文体的风格。这里又提到“同族相似”，类似同一流派的风格相似。
就强调风格的主观方面来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对此做了更深入的发挥。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这里跟“风格就是人”的说法是一致的，这里从作品的情动理发来说，指出跟“才、气、学、习”有关。其中有的是“情性所铄”，如个人的气质有刚柔；有的是“陶染所凝”，由后天的学习和感染造成的。刘勰除了讲文学作品外，也讲史文，跟威克纳格讲到历史家也是一致的。这是属于作家的风格。
威克纳格在上引的《风格概说》里又说：
首先，“在智力的风格里面”，智力创造的表现意图在于促成可以理解的再现，因而要求表现必须鲜明确切和明白易晓，一句话，要求清晰性。其次，“在想象的风格里面”，创造和再现属于想象的职责，换言之，属于那种通过实际的现实形式去探索观念的精神机能，从而风格方面以具有适当的感觉性和生动性为宜，在这里，表现必须生动。最后，“在感情的风格里面”，创造者“作家”的感受和共鸣对再现者“读者”发生相应的作用，喜和忧的轻快或沉痛的冲动将反映在后者的心灵之中，在这里，具有这类效果的语言表现必须带有激荡的感情的印记；因而它必须具有感染力。由此，我们得出风格的三种主要样式和三种重要特性：智力的风格，其特性为清晰性；想象的风格，其特性为生动性；情绪的风格，其特性为激情。
在这里，根据智力、想象和情绪，把风格分为清晰性、生动性、激情。这不同于作家的风格，类似作品的风格。按照作品内容的不同，分成这三种风格。这种分法，跟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里讲的八种风格，虽讲法不同，但约略相当。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复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这里讲的八种风格，分成相反的四对，指明是“文辞根叶”，即文辞的风格，即作品的风格。他这样讲，跟威克纳格的讲智力、想象、情绪的风格，分为清晰性、生动性、激情，有相类处。如典雅、远奥，从儒家和道家来，即跟智力有关。如壮丽、新奇，不免有夸张奇特的想象，跟想象有关。又从《诗大序》讲到“诗言志”，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志跟抒情是结合的。陆机《文赋》称“诗缘情而绮靡”，那么这八种风格，都跟情绪有关。刘勰讲的八体四对，讲得更为详备深刻。这八体是就作品的内容和文辞结合起来看的。像典雅，内容是“方轨儒门”，即用儒家的思想；文辞是“熔式经诰”，即熔化取法于儒家的经书。像远奥，内容是“经理玄宗”，即采取道家思想；文辞是“复采典文”，像有取于《庄子》的文采丰富，有取于《老子》的文辞典雅。像精约，内容是“剖析毫厘”，文辞是“核字省句”。显附，内容是“切理厌心”，文辞是“辞直义畅”。繁缛，内容是“炜烨枝派”，像枝条流派都有光彩，文辞是“博喻酿采”。壮丽，内容是“高论宏裁”，文辞是“卓烁异采”，文采照耀而突出。新奇，内容是“危侧趣诡”，在危险的侧径上走向怪异，文辞是“摈古竞今”，抛弃古辞，竞创新体。轻靡，内容是“缥缈附俗”，虚浮不切实而依附俗说，文辞是“浮文弱植”，文字浮靡，没有骨力。
刘勰这样讲八体，分成相反的四组有矛盾。就八体看，他对新奇、轻靡两体是贬斥的，对其他六体是赞美的，既分成八体四组，就不应该把贬斥的两体列入。他说“雅与奇反”“壮与轻乖”，其实雅指正，跟正相对的是奇，奇不一定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古也有奇。刘勰在《辨骚》里说：“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个奇就是好的。创意选言不同常格，也是新奇。跟壮相对的不必是轻靡，可以是柔婉，柔婉也是好的。那么把“雅与奇反”说成奇正相反，把“壮与轻乖”说成刚柔相反，四组八体都加以肯定，这个矛盾就解决了。
威克纳格在《风格概说》里又谈到散文和诗的不同风格说：
一般的诗人风格和特定的史诗诗人或戏剧诗人的风格，都严格地属于想象的风格，属于上面所说的那种感性的表现形态。另方面，散文跟诗正好相反，诗充满纯粹的和具体的感性事物，散文的基本性质则是非感性的、抽象性的；散文面向真实，诗则倾向于美；散文的目的在于给智力带来新知识，它的最初和最终的意图就是进行教导。纵然对狭义的散文和论述加以进一步的区分，教导也仍旧是散文的普遍特性。既然散文，如教诲文和记述文，属于教导的形成，因而它宜于采取智力的风格，并首先要求表述的清晰。
这里讲诗和散文的不同风格，是属于文体的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里讲文体风格说：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赅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这里讲的“括囊杂体”，指包括各种文体。各种文体不同，像音乐分宫商、色彩分朱紫那样，按照不同文体，配上不同风格。像章表奏议，以典雅为标准；赋颂歌诗，以清丽为法则；符檄书移，以明断为模范；史论序注，以赅要为师法；箴铭碑诔，以弘深为体制；连珠七辞，像枚乘《七发》，在巧艳上用力。根据不同文体配合不同风格，这里“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即这种配合相参互，即相互交错，如赋颂歌诗要丽，连珠七辞要艳，就艳丽说，彼此交错。又有节文互杂，章节互相混杂，如七辞里分写饮食、音乐、宫室、射猎等，赋里也有类似的写法。好比锦绣，就绣的色彩说，彼此相类，但各种锦的底色还是不同的。各体文虽有交错类似处，但就主要的风格来说还是不同的。这样讲各体文的风格，是结合古代文体的特色说的，讲得更具体了。
希腊人朗吉努斯《论崇高》，是讲崇高风格的。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上卷讲到《论崇高》说：
作者的意图是找出崇高风格的因素。依他看，这有五种（他的提纲在第八章），即“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辞”和“把前四种联系成为整体的”“庄严而生动的布局”。……
朱先生又引《论崇高》第一章的原文说：
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像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
这里讲崇高的风格，跟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可以相比：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论崇高》要讲“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风骨》要讲“感化”人，讲“志气”，跟正确的思想有关。不过《论崇高》讲“伟大思想”，《风骨》要求思想正确，不提伟大，稍有差别。《论崇高》要求有“强烈深厚的热情”，《风骨》提“怊怅述情”，“述情必显”，抒情真切而鲜明动人，提法也稍有差异。《论崇高》要求“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风骨》提出“结言端直”，“析辞必精”，这点是相似的。《论崇高》用利剑和闪电来比崇高的风格，《风骨》里把有风骨的作品比作“翰飞戾天”，像猛禽飞到天上。这两家的提法虽有差异，但精神是一致的，都讲一种高出一般的风格。
刘勰讲风骨，在《风骨》里称“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是一种刚健的风格。刘勰在《体性》里讲到八种风格，没有提到“刚健”，在《风骨》里提到“刚健”，是在八种风格以外的。刘勰为什么把“刚健”列在八种风格以外呢？他在《总术》里讲：“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原来他认为八种风格，精约的是简的，但是内容贫乏的也是简的；繁缛的是博喻酿采，但芜杂的也是繁的；显附的是明晰的，但浅薄的也是明晰的；远奥的是深刻含蓄的，但诡异的也是曲折的。这样，他对于八体中的新奇和轻靡两体是不满意的，他对于其他六体中的精约、繁缛、显附、远奥四体，认为有鱼目混珠，怕有匮者、芜者、浅者、诡者来混杂。因此他提风骨，认为具有风骨的作品，才是完美的，不会有鱼目混珠的毛病。他没有把刚健列入八体，可能是推重风骨的缘故。因此，他在《体性》里讲到“气有刚柔”，是指人的气质说的，不是指作品的风格说的，所以八体里没有刚柔，另在《风骨》里列入刚健，而没有举出与刚健相对的柔婉来。
在刘勰前的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中国历代文论选》①注：“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按曹丕讲的“气之清浊”，是指文气说的；刘勰讲的“气有刚柔”，是指人的气质说的，不指作品风格，所以他在《体性》里讲的“八体”，没有刚柔。曹丕讲文气的清浊，跟作家的风格有关，所以说“徐幹时有齐气”，指徐幹的风格舒缓。但他只提清浊，不提刚柔。到晋代陆机在《文赋》里提到作品的风格，称：“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夸目指有色彩；奢指壮，即指壮丽；惬心，指切理厌心；当指恰当，即指贴切；穷指简约；无，语词，同“惟”；隘，即指简约；达，畅达，即通畅。这里提出壮丽、贴切、简约、流畅四种作品的风格，也没有提到刚柔。钟嵘在《诗品》里称：“刘越石②仗清刚之气。”提到刚。称王粲“文秀而质羸”，跟柔有些接近，但还不是柔。此外，像称班固《咏史》的质木，东晋玄言诗的平典，郭璞的隽上，谢灵运的富艳，陆机《拟古》的温丽，班婕妤的清绮，曹植的高华，刘桢的高奇，说明风格的多样化，不限于刘勰的八体了。
①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②刘琨，字越石。《晋书》载“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
到唐朝，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这里有的是讲风格的，如：“高，风韵朗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气，风情耿介曰气。”“情，缘境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闲，情性疏野曰闲。”“力，体裁劲健曰力。”这里的力即指刚健，思即指柔婉，但还没有刚柔的称呼。托名李峤的《评诗格》，称“诗有十体”，“二曰质气，谓有质骨而依其气也”。“七曰宛转，谓屈曲其词，宛转成句也。”这里实际上是讲刚和柔。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风格的名称更多，其中雄浑、劲健、豪放指刚，含蓄、委曲、流动指柔，也还没有提出刚柔来。宋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里讲韩愈的文章，风格是刚健的；欧阳修的文章，风格是柔婉的，但还没有提出刚柔来。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里称“诗之品有九”，其中“雄浑”是刚的，“凄婉”是柔的。强调用刚柔来概括各种风格，最有名的是清桐城派姚鼐的《复鲁絜非书》：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渗乎（清貌）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消长），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
在这里，姚鼐把各种不同风格的称谓，做了高度概括，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像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都可归入阳刚类，含蓄、委曲、淡雅、高远、飘逸等都可归入阴柔类。就这两类看，认为“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性情指作者的性格，跟阳刚阴柔有关；形状指作品的文辞，跟阳刚阴柔有关。又指出这两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即阳刚和阴柔可以混杂，在混杂中，阴阳之气可以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消有的长，这就造成风格的各种变化。他虽然把风格概括为两大类，但又指出阴阳之交错所造成的各种不同风格是变化无穷的，这又承认风格的多样化。这里就说明的方便，首谈文体的风格，次谈作品的风格，三谈作家的风格，四谈流派的风格，五谈时代的风格，六谈地域的风格，最后谈民族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