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派

桐城派到姚鼐时，正是清代考证学极盛的时代，所以姚鼐提出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他在《述庵文钞序》里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那么怎么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呢？姚鼐在这方面未能做进一步的阐述。到桐城派的后学鲁一同《与左君论文书》里做了发挥：“夫文章无他，征理于实，从实入微，从微得彰，因彰得畅，制畅以约，调约以和。六者无戾，文乃大昌。”这里讲的“征理于实，从实入微”，那么所讲的理，不同于宋儒的空谈性理，有实在的事理。“从实入微”，又结合事理推究到义理上。再说“征理于实”，这个实也跟考证事实结合，不过这个考证，不同于考证学的讲名物度数，而是杜佑、马端临、郑樵考证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究其远者大者，求以致用。这样讲义理考据，就可以避免芜杂繁碎，与辞章结合了。当时阮元提出文笔说，以韵偶为文，散体为笔，以沉患翰藻为文，以清言质说为笔，见他的《文言说》（《揅经室三集》二），即不承认桐城派的散文为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的作古文，既要“征理于实，从实入微”，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又要合骈散为一。李详《论桐城派》：“文正（曾国藩）之文虽从姬传（姚鼐）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曾国藩讲义理与辞章合一，他在《致刘孟蓉书》中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他讲的义理，跟“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相结合，这样讲义理，就可与辞章结合了。又称：“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这里提到“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这就把考证与辞章结合。不仅这样，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慎）郑（玄），少谈杜（佑）马（端临）；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这更是把考证与辞章合一了。他又讲骈散合一，在《送周荇农南归序》里说：“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文字之道何独不然。六籍尚已。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这样，他既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又合骈散为一，补充了桐城派散文内容虚弱的不足。如《复吴南屏书》：

大集古文敬读一过，现昔年仅见零篇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尝好读陶公及韦（应物）白（居易）苏（轼）陆（游）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遘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

光就节引的一段看，对吴南屏的古文有评论，特别推重他的闲适之文。对闲适之文，推究古代作者，有所评价。即文评与文学史与辞章的结合，也即文与学与文学史的结合，可以补桐城文内容薄弱的不足，成为湘乡派了。曾国藩的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最著名。

张裕钊有《答吴挚甫书》论“因声求气”说，最为透彻：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挈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此）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心与古人诉合（犹结合而不可分）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皆）从之矣。

这里提到写作的意、辞、气、法，先要掌握古人写作的意、辞、气、法，通过讽诵来掌握，这就是刘大櫆讲的通过讽诵文辞的字句来求得音节，通过音节来求得神气，这就把古人的意、辞、气、法都掌握了。然后运用这种意、辞、气、法来写作，也可写得符合古人成功的写作法。这里对“因声求气”做了全面的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