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族压迫所形成的时代风格

反民族压迫所形成的时代风格，最突出的是南宋的爱国主义诗篇。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的“陆游”篇说：

靖康之变以后，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屏山全集》卷十一《胡儿莫窥江》《防江行》）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剑南诗稿》卷五十八《书事》）尽管他把自己搁后，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杜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的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剑南诗稿》卷五《龙眠画马》，《渭南文集》卷三十《跋韩幹马》），碰见几朵鲜花（《诗稿》卷三十九《白乐天诗云“夜合花前日又西”，此花以五六月开山中，为赋小诗》、卷八十二《赏山园牡丹有感》），听了一声雁唳（《诗稿》卷十《冬夜闻雁有感》、卷七十八《闻新雁有感》），喝几杯酒（《诗稿》卷五《长歌行》、卷六《江上对酒作》、卷十一《前有一樽酒》之二），写几行草书（《诗稿》卷七《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卷二十一《醉中作行草数纸》），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就从《宋诗选注》中引两首绝句：《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之二）：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钱先生注里说：“《剑南诗稿》卷八《关山月》也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参看陈亮《龙川文集》卷十七《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白居易《西凉伎》曾说：‘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种语意在南宋诗里变得更为痛切了。”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诗，这里再引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四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一类反映反民族压迫斗争的诗，在南宋是极为突出的。这类诗，有悲愤激越的，有哀怨的，风格并不一致。像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就写得比较婉转；这里引的几首诗，风格还是悲壮激越的，刚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