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派

清代阳湖县（今江苏武进）人钱伯坰从桐城刘大櫆受业，以其师说授阳湖恽敬、张惠言，二人遂从研究骈文考据之学，转而研究古文。他们对古文的看法，跟桐城派又有不同，因称阳湖派。恽敬批评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yǔ，粗劣）。”（见下）批评刘大櫆文：“识卑且边幅未化。”（《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批评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论。”（《与章澧南》，《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一）总的认为桐城派三家文内容不够深厚。他在《上曹俪笙侍郎书》里说：

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然望溪（方苞）之于古文，则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然后知望溪之所以不满者（不满王慎中、归有光），盖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而其体之正，不特遵岩、震川（王慎中、归有光）以下未之有变，即海峰、姬传（刘大櫆、姚鼐）亦非破坏典型、沉酣淫诐者，不可谓传之尽失也。若是，则所谓为支、为敝、为体下，皆其薄，其瑕，其小为之。如能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则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体下者如负青天之高，于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且不患其传之尽失也。然所谓才与学者何哉？曾子固（巩）曰：“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如是而已。（《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三）

恽敬认为“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敝，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有意要写古文，但才与学都不够，勉强去写，就写得支离，写得有弊病，写得体下。按照他的要求，“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才学不够，不能周知万事之理，讲得就不免支离破碎；“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才学不够，讲的道不适用，用起来就有弊病。“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才学不够，不能通难知之意，勉强说来，文体就显得低下。这是由于才学薄弱，想的有毛病，所见者小造成的。方苞才学不够，所见多歧而不正，文辞粗陋而不精。那怎样改进呢？他在《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里说：“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又说：

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晁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

恽敬主张学习诸子百家之说，认为诸子百家“而其得者，穷高极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属。”“故曰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同上）。

阳湖派要使才学积厚来纠正桐城派的才力薄弱。试看阳湖派古文，如上引《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历举自贾谊至苏轼十二家，每家皆举其自诸子中两家或三家入，因而其言有独得之功，所论可以征其学识。再看张惠言《词选序》：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

这里，张惠言把宋代的词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渊渊乎文有其质”，是好的；一类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是有缺点的，他们的影响也不好。这样说，显示他对宋词确有研究，能说出自己的体会。这样看来，阳湖派主张加强才学，他们确是这样做的。因此，他们的古文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说，有比较朴实而深宏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