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
后七子主要是李攀龙、王世贞。《明史·文苑传三·李攀龙传》：
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
又《王世贞传》：
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
世贞与攀龙同样主张摹古，但有些差别。世贞与攀龙专取第一义为诗（见下《诗论所造成的时代风格》），都主张格调说，不过攀龙专取第一义之诗，世贞于第一义之诗取其格，于第一义以外之诗博其趣。因此他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艺苑卮言》卷一），即既要取于第一义之诗，又要博采其他各家之诗。更有进者，他主张作诗要跟着生活的环境变。他在《答周俎书》中说：
至于山川土俗，出不必异，而成不必同，务当于有物有则之一语。而会昨者莅魏，行戍燕赵，其地莽苍磊块，故于辞慷慨多节而凌厉。寻转治武林、吴兴间，其所遇清嘉而丽柔，故其辞婉而务当于致。足下见仆魏诗而怪之，或见仆吴篇而合也。虽然，仆所不自得者，或求工于字而少下其句，或求工其句而少下其篇，未能尽程古如于鳞耳。（《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二十八卷）
这说明王世贞的模仿与李攀龙不同，还要考虑到地域风貌的不同，要在诗里把这种不同风貌表达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仿古了。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沧溟集提要》：“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者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又《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又《读书后提要》，称王世贞：“今观是编，往往与苏轼辩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指出世贞晚年文章条达通畅，又有不同。
沈德潜《明诗别裁》称：李攀龙“古乐府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痕迹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绝句高华矜贵，脱弃凡庸，去短取长，不存意见，历下之真面目出矣”。如《春日闻明卿之京却寄》：
十载浮云傍逐臣，归来不改汉宫春。摩挲金马宫门外，谁识当时谏猎人？
又《和聂仪部①明妃曲》：
①聂仪部：姓名待考。仪部，礼部属官。
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前一首是写给吴国伦的，吴字明卿，为后七子之一。做兵科给事中时，杨继盛被严嵩害死，他倡议出钱送丧，严嵩把他贬官做南康推官。严嵩失败后，他才起来做建宁同知，迁河南左参政。这首诗写他被严嵩放逐，但还是有浮云靠傍他，指还有人亲近他。他起复到京，不改当年风度。但也感叹他曾经像司马相如上过《谏猎书》，现在人们已不识了。赞美他有远见，能进谏。下一首写王昭君出塞以后，在塞外的月下徘徊，还把它看作汉宫的月。这首诗有新意，当借昭君来指被流放到外地的人，还不忘朝廷。
《明诗别裁》称王世贞：“弇州天分既高，学殖亦富。”“乐府古体，高出历下（李攀龙）何啻数倍。七言近体，亦规大家。”没有讲他的五律，如《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与尔同兹难，重逢恐未真。一身初属我，万事欲输人。天意宁群盗，时艰更老亲。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
后七子总的倾向也是复古，缺点是模仿古诗格调，好处是纠正平庸浮靡的风格。就李、王的成就说，李的七绝高华而含蓄，王诗情味沉挚，各具特色。
七子派的文论，所谓“文必秦汉”，即不满于唐宋散文，王世贞、屠隆两人都有所说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说：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班氏，贤于文者乎？人巧极，天工错。庄生、《列子》《楞严》《维摩诘》，鬼神于文者乎？其达见，峡决而河溃也，窈冥变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在这里，他赞美先秦和两汉的文章，这是七子派提倡“文必秦汉”的理由。在这里，他把《列子》认为是先秦著作，又把《楞严经》《维摩诘经》两部佛经，认为跟《庄子》《列子》是属于同一类的著作。又称：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也。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临川氏法而狭。南丰氏饫而衍。
这里，他认为六朝文浮，唐文庸，宋文陋，都不值得学习，这也是“文必秦汉”的理由。不过，他对唐宋八大家，即韩、柳、欧、三苏、王安石、曾巩还有所肯定。
明末屠隆《文论》做进一步发挥：
《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出，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由拳集》卷二十三）
这是他赞同“文必秦汉”的理由，但他对于七子派模仿秦汉作文有不满。他又说：
学《左》《国》者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学《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愚意作者必取材于经史，而镕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而浩博雄浑，识者自知其为周、汉之文，不作昌黎以下语，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独有周、汉之句法耳，而其浑博之体未备也，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故吾愿与海内诸君子勉之矣。夫文不程古则不登于上品，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同上）
屠隆一方面赞美“文必秦汉”，一方面又看到模仿秦汉文的只是“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有周、汉之句法”，认为不行。他主张“取材于经史，而镕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即用意出于心神，是自己的；命辞本于今日，是当代的；但又要取材于经史，借声于周、汉，这是矛盾。命意是自己的，自己的命意当从自己的生活中来，当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怎能取材于经史？命辞于今日，用当代的文辞，又怎能借声于周、汉？周、汉的声音与明代不同。因此，他虽已看到拟古派的缺点，要变，但还是要“取材于经史”，“借声于周、汉”，还是属于七子派，但已透露要穷则变了，这个变就是唐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