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格和时代风格

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一》：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

这里讲到作者风格和时代风格的关系，分为两种：一是诗之源，二是诗之流。就诗之源说，时代变了，变得政治、风俗都变坏了，但诗还是正确的，诗人用正确的观点来对待变坏的政治、风俗，对变坏的政治、风俗提出批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政治、风俗变坏了，诗人也跟着变坏，造成了一种不正确的文风。诗人对待这种文风，有的是跟着文风转，有的是起来反对这种文风。这就是诗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关系。

东晋以下，大贵族官僚们生活更奢侈腐化，当时的文风，刘勰在《序志》里称为“言贵浮诡”，这种浮诡的文风是跟着大贵族官僚们奢侈腐化的生活转的。另外，刘勰在《时序》里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当时流行玄言诗，陶渊明对待当时风俗的不正，在《感士不遇赋》序里提出批评：“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齐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他因此辞去彭泽令，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归隐虽然要忍饥挨冻，但做彭泽令违反自己的愿望，身心都感到痛苦，就这样抵制当时不正的风气。他的诗文也抵制玄言诗的风气。因此，他的诗做到了“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这是诗人风格反对时代不正确的文风的一种表现。

再有“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于是“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对待六朝的小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陈子昂的态度，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认为：“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对于齐梁的彩丽竞繁是否定的，要归于风雅兴寄。再像白居易《与元九书》：“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否定梁陈的“丽则丽矣”之作，提倡风雅比兴。但杜甫不这样，他一方面“别裁伪体亲风雅”，这方面跟陈子昂、白居易的态度一致；一方面“转益多师是汝师”。他在《偶题》里指出六朝的“余波绮丽为”，也要学习，有了“别裁伪体”，端正了方向，再加上“转益多师”，使他的创作成就更高了。